这就正如沈从文感念终生的林宰平(唯刚)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所说的：“科学本身，他原没有甚么好坏的问题。利用他来求知识，乃至应有其他方法于任何方面，科学自己也并没有居功。反过来利用他帮助资本家，利用他来打仗，吃人膏血，孤人妻子，科学自身也不任过。”
林宰平的这种思想是否也影响了沈从文?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不过，他批评丁文江“太看轻东方道德，以为惟有科学的教育，才够得上讲修养”的观点，却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了沈从文的湘西书写里。
沈从文正是以这种“东方道德”来对抗直线历史观念的。当他走出湘西的时候，多年以来固有的行为处事法则瞬间被社会达尔文进化论碾碎，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他由不得生出了怀乡的想法：
“若不愿于这些虫豸们喧嚣的世界中，同人掠夺食物时，我们就一同逃到革命恩惠宪法恩惠所未及的苗乡中去，做个村塾师厮守一生。”
沈从文的怀乡并非单纯的想要回到故乡，而只是他都市求生的一种策略罢了。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对照中让他显得无所适从;当他回到湘西的时候，家乡的一花一木都唤起了他的亲切感，而农村社会那种正直素朴的人情美的消失，则又让他产生了一种社会堕落感。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不需要知识，“书籍在这地方并无多大用处。”
如果我们对照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书写，就不难理解他的湘西社会“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了。“近年来一切都不同了，最大的压迫，恐怕是自己家里的子女‘自由’。子女在外受教育的多，对于本地是一种转机，对于少数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危机。”
在物质/道德、知识/精神二元对立的论述中，沈从文通过对前者的颠覆来完成了对后者的确证。老舍虽然也对“东方道德”充满好感，但是，在国际关系碰撞中，当面临中西方文化对决时，他很快就认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并通过新必然要战胜旧来完成了他对“现代性”的确证。在“火车与快枪”面前，“五虎断魂枪”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威力，只能成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玩意(《断魂枪》)。而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传统的经济法则也随之瓦解，尽管老舍也垂青于牛老者的诚实经营(《牛天赐传》)，以及三合祥“言无二价”的“君子之风”(《老字号》)。跟沈从文一样，他也清楚的意识到，经济/道德、物质科技/传统文化的二元对立，前者的发展使得后者的衰颓成为势所必然，老舍也承认科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化所必然引起的社会文化冲突，但他显然把这种矛盾与悖论看作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要经历与必然趋势，是与国家转型发展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三、文化、身份分裂与民族文化主体性重构
对不同文化的接受与认同，使得他们形成了各自的知识谱系。然而，不管他们对“东方道德”抱持什么样的态度，也不管他们对于西方文化持批评还是赞同抑或兼而有之的矛盾态度，都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湘西进入城市的沈从文，梦想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在经历过一系列生活打击之后，由于极度的自卑而形成的极端自傲，使得他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端的厌恶感，“阉鸡”、“寺宦”、“阉寺”这样的充满着厌恶情绪的词汇不断出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进入大学的无望一变而为对大学的失望。这种失望成为他人生观转变的重要诱因，他由梦想着读书救国一变而为鼓吹读书无用论，在思想情感上从新回到了湘西经验上来。
无可否认，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作品还是那些以湘西作为背景诸如《边城》以及散文如《湘西》之类，而关于他置身其中的城市，因为失去了应有的距离感，加上“乡下人”的自卑，使得他很快就把城市作为湘西的对立面，成为一个被批判的符号。沈从文对城市，尤其是北京的心里厌恶，是可以在《公寓中》、《绝食以后》、《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等文章中找到说明的。“女人”、“手淫”与“寂寞”是这些文章的关键词。这几个关键词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沈从文一直要在思想上回首湘西，歌颂“湘西”健全的“人性”，歌颂湘西小儿女的“呆事”与放纵，而身体却一直要留在城市，不愿再回到故乡的真正原因。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对得不到的事物进行批驳的行为正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它通过艺术的反衬手法，来对作家做出心理补偿。所以，当他写到都市女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自私自利与放荡。而写到湘西女人的时候，就算放荡，也显得符合其时其地的道德理想。如果不注意作者的话，《公寓中》完全可能会被当作郁达夫的作品来阅读，其苦闷、压抑、漂泊的零余者形象随处可见，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关于都市的书写中，处处流露出一股愤愤不平之气。“窄而霉斋”的寓所就是他生活窘迫的真实写照。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不仅增强了他的自卑与自怜，同时，也相应地提升了他对都市文化的抗拒意识。
跟沈从文笔下的“阉鸡”似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老舍笔下的“知识分子”倒是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武夫样子，只是这群被称为“新武化”主义的人物，在老舍看来既不可爱也不可敬，他们不再是五四时代一呼百应的启蒙先驱，除了闹风潮打教员之外，别的几乎都一无是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洋归来的洋博士更是成了到处招摇撞骗的代名词。
但是，老舍并没有像沈从文一样在一般的意义上对知识分子加以批判，而只是对那些读书人不像读书人的现象加以抨击。
按照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描述，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人民的喉舌，作为公理正义以及弱势群体或被迫害的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不畏权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以其言行举止来再现自己的人格与学识的代表。很显然，就这个层面来说，不管是沈从文还是老舍，他们笔下的知识群体都不能纳入“知识分子”的行列，而最多只具有知识人的身份而已。老舍对这类人的批判远远在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下，国外的游学经历，让他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那些毫无国家观念，损人利己的行为之上。并由此以一个既身处其中，又置身局外的身份来对之加以评说，这跟沈从文一味的肯定湘西具有极大的区别。
文化认同的分裂直接造成了他们的身份分裂。对于沈从文和老舍来说，当他们面对非本土文化的时候，他们尽管在心理上会有抵制情绪，就像老舍在《柳屯的》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打着西洋宗教文化的旗号而对传统儒教文化的颠覆与践踏一样，其抵触情绪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心理上的抵触并不能改变现实的无奈。如果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是一种向上(善)的力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是作为一种进步力量进入国人视野的，那么，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已经明显上升到了国家间的政治层面。
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督教教义并不能改变伊牧师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世界观(《二马》)，虽然作家对于这样的现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他们自己或许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当他们面对本土文化的时候，也正是这种西方视角给了他们理论上的支撑。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认同感，他们就不可能以以相同的文化立场来反观养育了自己文化传统。他们建构的始终是一种竞争的而不是合作的文化关系，而充满悖论的是，他们都妄想着通过这种充满着竞争的文化关系来达成一种新的合作关系，并以此来作为评判与建构新型国家的基本出发点。
这种文化的分裂必然会造成身份的分裂。文化认同不仅仅只是个体认同文化的一个过程，它同时也是文化整体对于个体的接纳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既是一个湘西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都市中人，然而，这个都市中人既得不到都市文化的认同，又不能认同都市文化。对于湘西某些淳朴的人性人情，他心向往之，然而，对于其中的“沉潭”(《巧秀和冬生》)这种古老的族规则又充满着痛恨，这种痛恨，正是通过认同外来文化的结果;而当他面对都市的时候，对湘西文化的认同又直接让他产生了对于都市文化的深层厌恶感。同样，老舍也正是以自己所认同的西方文化思想来作为批判其时没有人格，没有国格的中国现象的;但同时，他又站在中国人的文化立场，来对西方中心文化主义进行反殖民主义式的批判，这就使得他的身份游离在中西方文化之间。
文化与身份的分裂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与老舍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评判态度。尽管沈从文和老舍都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担，并或多或少地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沈从文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在湘西建立起来的人生观，他也曾经试图通过进入大学学习来对之加以改造，然而，现实生活却让他不得不以写作为生，由一个军人转变而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这种既是知识分子身份同时又痛恨都市知识分子的立场让沈从文感到无地彷徨，因此，他只能重返湘西，以湘西文化来作为依托，把自己置于都市文化这样一个竞争性体系之中，在这种竞争中争夺话语权，从而再生产着话语秩序与社会分层秩序，为自己立足都市提供心理支撑，这样，文化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达。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并非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争夺话语权的能力，随着清朝的衰亡，旗人政治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国家的贫弱，更是让老舍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失了人格，囯便慢慢失了国格。没有人愿与没国格的国合作的。我们承认别国有许多对猫国不讲理的地方，但是，谁肯因为替没有国格的国说话而伤了同等国家的和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