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与政治无关。他们“不谈政治,也不谈是非”,只谈吃喝玩乐。他们有自己的消费场所,华山路上的“红宝石”、华侨大楼等乃至一些今日新生代上海人眼睛都不会瞄一眼的上海昔日华都:国际饭店、上海大厦、和平饭店……,总之都是上海的高档娱乐场所。

　　程乃珊笔下的老克勒们注重身份意识,没有为国为民的宏伟理想,只和上海有名有姓的人交际,面对底层人表情生硬。如医师小方,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受不了和地位低下的小市民打交道,竟然辞职自营其业。更值得深思的是,拉三轮车的老人竟然如此诉说对旧上海东风饭店的记忆:“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那时候这里干净啊,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像现在,弄成这种瘪三腔调。你们是没有见过,上海从前兴旺的时候,你们的爷娘大概还拖鼻涕呢。”[14]104值得注意的是,说话的人是拉三轮车的底层老人啊!这个底层的三轮车夫对“最有钞票的人”“头面人物”的景仰,并由此感叹现在的“瘪三腔调”。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有无可言说的奴性意识———而这些,竟然也是作家们津津乐道而宣扬的东西。

　　怀旧作品就是通过对西洋器具的赞叹、对精致之贵族生活的垂涎展现了一种中产阶级趣味。在怀旧作品中对奢华生活的艳羡、对拥有钱财阶层的尊敬与膜拜,正是迎合当前商业文化的一种复制行为。怀旧复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繁华的上海,正是应合了消费社会中广告语制造的对欲望的张扬、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对上流社会生活的企盼的营销策略。

　　对品味的张扬、对高档场所及物品的艳羡,在无形中增加了商品品牌的魅力,使商品在社会上的符号体系进一步强化———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商品的暴利。怀旧作品所宣场的这一切都与底层的无经济基础的人无关,甚至面对底层人,展露出了强烈的优越感及蔑视倾向。

　　怀旧作品以攀附权贵为荣,对民生疾苦不仅无视,而且冷酷厌恶。尤其在程乃珊的笔下,透露出严重的等级森严意识。在她的观念中,上海的西洋人及西化的成功人士最令人膜拜,是优雅、可追忆的浪漫情调,而内地人是没见识、不足挂齿的“土老帽”,“上不得台盘”的上海底层人更是不值一哂。

　　对成功洋派人士“好时光”的流逝的缅怀及哀叹,恨不得回到旧时贵族生活中去的情怀,是她的怀旧作品中一再抒写的主题。所以怀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一种行为,是典型的“势利价值观”的体现。

　　四、怀旧文化语境中的《长恨歌》

　　在这种语境中出现的《长恨歌》也避免不了只是某个阶层的“势力价值观”的体现。

　　王安忆曾说,在《长恨歌》里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15]192,是“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王琦瑶是否真的能来代言上海现代到当代的历史呢?《长恨歌》中涉及到的城市历史从1940年代的民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其中历经了抗日战争后的三年内战,建国后“三反”“五反”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及改革开放,在这样巨大的历史大变革中,王琦瑶这样的弄堂女子都能作为社会上的另类女人而游离于政治话语之外,各种政治运动并不伤及王琦瑶的任何皮毛。不管外界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各种宏大话语是如何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王琦瑶依然系心于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衣着装扮,与友人的麻将娱乐及围炉茶话,与情人的娓娓叙情。这群在主流话语看来不事产业、不求上进的浪荡子,其日常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难道这就是包容多种生活形态的上海的“城市的故事”?很显然,如果这也算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的话,那只不过是被过滤的片面的历史。如果以王琦瑶作为上海的代言人,那不仅是剔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而且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20世纪40年代后的上海城市发展,是离不开精英知识分子的技术投入及底层社会的力量创造的。

　　那么,作为上海城市代言人的王琦瑶,真的能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气氛”以及“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吗?

　　如果我们来分析王琦瑶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会发现,按照传统的人物分析法,王琦瑶的性格特征是很模糊的,是被拼贴的、不完全的。王琦瑶似乎只是繁华上海的一个符号。

　　她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是漂亮,而这种漂亮是具有某种艳情或者说风情的漂亮,在李主任眼中是“坦白、率真、老实的风情”。

　　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认为“最美的消费”是“身体”,“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承载的内涵更沉重———这便是身体。……它彻底取代了灵魂。”[16]138王琦瑶的漂亮在其时以消费为主导的上海社会中,也成了被追逐的承载了某种意蕴的商品。

　　20世纪40年代的人们追逐王琦瑶的漂亮,只是追逐某种商品的符号,与真正的人却很疏离。

　　如女同学吴佩珍、蒋丽莉找她作朋友是因为她的漂亮能无形中提升自身的身份地位,却并没有真正的心灵方面的交流。程先生对她的追逐也是因为其漂亮的外壳,而不涉及精神及灵魂层面。而王琦瑶对自己的漂亮也是有价值期许的,她如此快地成为李主任的外室,与李主任的“要人”身份密切关联,这种身份与她的漂亮是等值的。而李主任确实也把她的漂亮换算成金条。所以王琦瑶的外婆认为孙女的不幸根源于她的美貌,也因为身处在上海那样一个消费社会:“她想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没有开好头的缘故全在于一点,就是长得忒好了,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17]78。

　　王琦瑶因漂亮成了《上海画报》上的沪上名媛,又成为上海小姐,这使她的身体进入公众视眼,成为大众娱乐的一部分而存在。

　　漂亮之外,王琦瑶最辉煌引以为傲的经历是见识并亲历过繁华场上的生活,她所有的知识资源、生活智慧都来源于此。王琦瑶最辉煌的时期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选为“上海小姐”并作为政界要人的情妇住进爱丽丝公寓的短短时间,而她一生的特色就定格在这一繁华时段。

　　换言之,王琦瑶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主要特点即她曾经是“上海小姐”。原本为弄堂女儿的王琦瑶,作为上海贵族的短暂的繁华以及繁华中所沾染的那种风情,所蕴含着的那种气息,成为其日后生活的资本及一切的生命养分。

　　她今后的命运无一不受其影响。

　　从周围的人际交往,到生活情趣,到婚姻状况及最后的命运结局,无不是上海小姐的余音缭绕。

　　在平安里,与她相识的严师母肯与王琦瑶为伍的原因是因为王琦瑶的繁华场上的气质,“她第一眼见王琦瑶,心中便暗暗惊讶,她想,这女人定是有些来历。王琦瑶一举一动,一衣一食,都在告诉她隐情,这隐情是繁华场上的。”[18]153而康明逊之所以被王琦瑶吸引,也是因为王琦瑶繁华场上遗留的风情,是那昔日情怀的“一点影,绰约不定,时隐时现”,能迎合他的繁华旧梦;“他在王琦瑶的素淡里,看见了极艳,这艳洇染了她周围的空气,云烟氤氲,他还在王琦瑶的素淡里看见了风情,也是洇染在空气中。”

　　20世纪80年代年代老克勒对她的畸形爱恋,也归根于他对上海都市之“光华和锦绣”的强烈怀想及爱恋。

　　与其说周围人追逐的是王琦瑶,不如说追逐的是王琦瑶所代表的曾经繁华锦秀的贵族生活。除这一点繁华外,王琦瑶还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尤其是人格上的魅力?从人格的丰富性来看,王琦瑶似乎什么也没有。她的世界“非常小,是个女人的世界。

　　是衣料和脂粉堆砌的,有光荣也是衣锦脂粉的光荣,是大世界上空的浮云一般的东西”[19]162-163。

　　作者津津乐道于她的吃穿,说这是“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蛳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小说借严师母的口表达对“吃”“穿”的高论: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萨沙就问:那么吃呢?严师母摇了一下头,说: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20]251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穿衣,而不是内心精神活的丰富自足,因为穿衣让人“信服和器重”,展现了只重衣冠不重内容的海派拜物传统。

　　而“为别人看的做人”才有“味道”,突显的是传统国民性所注重的一种“面子”人生。

　　小说中的王琦瑶为了这种面子的“支撑”,几乎是把所有生命都用在上面。小说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的王琦瑶,“那心只是用在几件衣服上”,因为那衣服是“她们的人生”。“她们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裥,一个针脚。

　　她们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严到千分之一毫的。在她们看起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这就叫做天衣无缝”[21]。人过中年之后,王琦瑶依然只注重虚浮的面子人生,而没有更为丰富的心灵滋养及豁达的生命历炼,在她的生命中除熟知衣物的搭配、饭食的精细以及一些小市民式的人际交往心计外,她的生活和普通小市民没有什么两样,“王琦瑶是好莱坞培养大的一代人”[22]83。

　　她的心灵养分似乎只局限于年轻时代所看过的好莱坞电影,之外,只有所谓的日常生活与生存智慧,尤其是没有书籍的养育———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娱乐画报。

　　而且,她的这些日常生活知识只是20世纪40年代海派繁华场上的传承,而没有创新,包括她本人的人生,也是享乐大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