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顾广圻肯定南北宋词各有其妙处,批评一些人学词只知道以南宋张炎为宗尚,于近人则习效浙西诸人,囿于一隅而不能兼容。他推扬吴伟业对陆游、温庭筠、周邦彦等人的论评,认为他们在才情与学力等方面各有所长,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顾广圻之论,体现出广阔而辩证的词学批评观念。
充实与深化:清后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清代后期,郭晋超、于昌遂、谢章铤、刘熙载、杜文澜、张德瀛、贾敦艮等人,在相互比照的视域中对南北宋词的体制质性、艺术特征、音调择选、语言运用、风格表现、艺术境界等作出更多维面与更深入细致的论说,他们将对南北宋之宗尚的消解从不同向度上予以了充实与深化。
郭晋超《受辛词叙》云:“词之宗旨,始于唐,昌于宋,至元明则窔不辟,门户遂迷。
世之作者,非高张苏、辛、秦、柳,即挦扯周、王、姜、张。不知南北宋之大分径庭,名大家各具香火,正未容浅窥疏测也。”
[4]1244郭晋超简洁地梳理词作演变发展的历史,认为两宋时期词坛名家众多,南北宋词人各有渊源承纳与艺术追求,创作路径各有不同,都是不容小觑的,凸显出对南北宋词的并重之意。于昌遂对界分南北宋词的做法进一步予以论说,其《卖鱼湾词跋》云:词分南北宋,犹诗云初盛中晚唐,不过纪其时代先后大概而已。派别不以此分,工拙岂以此论?即如我朝词家,首推小长芦长,次则樊谢老人,世所谓宗南宋者。而迦陵、珂雪二子,则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旗鼓相当,在当时亦推程不识部曲,未有以霍姚目之者。而近来倚声家则举苏、黄、辛、陆而鄙弃之,非曰粗豪,即曰不协律。比观其所作,不过取侧艳之题,传淫冶之语,袭《花间》、《尊前》余习,初不似十八女郎声口,便自诩为柳七,不知闻者已作数日恶矣。
[4]1365-1366他认为,宋词分南北与唐诗分初盛中晚一样,仅以时间先后为界,而并不寓含抑扬高下之意。于昌遂论说朱彝尊、厉鹗等人作词以南宋为宗尚,而陈维崧、曹贞吉等人作词则推扬豪放之风,这都缘于创作者性情之所近与趣尚之所在,并不能以此而对前人词作妄加批评,但当世一些词人却盲目地指责豪放一路创作,而自诩为婉曲雅致,这实际上背离了以不同历史时期划分词作之初衷,是对词学批评之举的浅薄践踏。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
[5]3470他对南北宋词的体制形式与字语运用予以比较,指出它们在风格呈现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复又对南北宋代表性词人词作是否合于其特定时期主流词统予以论说,认为“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
[1]3470此论显示出谢章铤视南北宋词各有正宗与旁流的批评观念,体现出其对南北宋代表性词人词作特征的更深入细致的辨分,也彰显出了其对南北宋主流词统的极力维护态度,其论说是甚为辩证的。同样,刘熙载《词概》云“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5]3696,从笔法运用与艺术表现上的不同,简洁地道出南北宋词在审美特征上的差异,指出它们在笔法运用上的疏密与粗细,艺术表现上的显隐、浅深、精练与浑融等之间是截然相反的,呈现出互补性的特点。杜文澜《憩园词话》云“盖北宋为小令,重含蓄,继唐诗之后。南宋为慢词,工抒写,开元曲之先”[5]2945,概括北宋人善于创作小令,以含蓄蕴藉美为追求;而南宋人善于创作长调,以铺叙展衍见长。前者承唐人诗歌之体自然而来,后者开启元人散曲之先声,在文体流变过程中明显体现出历史过渡性,它们内在承续与创生,相映而并美。杜文澜之论,体现出对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观照眼光。
进而,张德瀛《词徵》云:“两宋词离合张歙疏密,各具面目,其犹禅家之南宗北宗,书家之南派北派乎。然究其所造,则根情苗言,固未尝不交相为用。”
[5]4151两宋词如佛家之南北禅及书法领域之南北两派,各具创作取径、艺术体貌与风格特征,但它们的相通之处都体现为依据于人的情感孕含而生发,由“情”而“辞”,植根于情感积聚而显现于言语表象之中,故其在内在本质上是相融相渗的。此论将传统词学批评的南北宋之宗尚论题提升到更为辩证融通的层面,显示出探本性。贾敦艮《紫藤花馆诗余序》亦对以南宋词为宗尚之论极意地予以驳斥与辨析:
今之言词者曰:必以南宋为正宗,然则北宋诸家皆不正乎?噫,亦太甚矣。昔东坡訾少游效柳七,而少游愠之。盖耆卿之词,未免夹杂俗艳,若苏与秦则一代雄才也,而亦可谓之不正乎?要之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安得独指为正宗乎哉?
[1]1704贾敦艮论断,北宋苏轼、秦观等人乃一代大家,其词作与柳永词相比有着判然之别。它们或以本色见长,或以创变显胜,在艺术质性上趋合于诗体,而南宋词在艺术质性上则与诗体分别更大;北宋之词以充蕴气骨见长,而南宋之词在声律表现方面更见出妙处,但其又与对社会生活的切实表现拉出一段距离,其内涵呈现出相对虚化与浮泛的特点。贾敦艮之论,多方面地道出南北宋词的艺术质性与审美特征,将南北宋词一同标树为词的创作之正道,显示出对南北宋词更深入细致的观照,体现出甚为融通开放的批评观念,将对偏取南北宋词的消解之论引向了深入。
值得补充的是,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尚的消解,还突出地体现在陈廷焯与王国维的论说中,他们对南北宋词创作取径、艺术特征及面目呈现等作出多维面的比照与分析,将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及兼融并取之论推向了高峰,从一个视点有力地标示出传统词学的批评层次与水平。笔者对此已有过详细论说,兹从略。
[7]50-55完善与张扬:民国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对南北宋词宗尚的消解之论,在民国以降的词学批评中仍然得到承衍,其主要体现在况周颐、龙榆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赵尊岳、沈轶刘等人的论说中。他们结合时代的差异,将对南北宋词的平正论说与辩证分析继续倡扬开来,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传统词学批评南北宋之宗论题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张扬。
况周颐《蕙风词话》云:“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某家某某等处,或当学,或不当学,默识吾心目中。尤必印证于良师友,庶收取精用闳之益……善变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骛乎其外,得其助而不为所囿,斯为得之。当其致力之初,门迳诚不可误。
然必则定一家,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填词智者之事,而顾认筌执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后,吾词格不稍降乎?”
[8]39况周颐主张学词的过程重在细心体会,多方兼取,逐渐悟入,反对拘守一家,坐井观天,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进一步指出,初学作词确乎要有门径可寻,不着门墙是难入殿堂的,但坚执地奉某一家为不变之律,反对“亦步亦趋”,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认为创作者一人有一人之性情,一人有一人之襟怀,一人有一人之才力,一味习学他人而必失己之本真,这使自己先在地落乎人后,其词作格调又怎能拔俗呢?在此,况周颐从学词角度对拘泥之习的破解,将兼融并取前人与凸显创作主体自我本真的要求一同道了出来。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认为“词以两宋为极则,而论者或主北宋,或主南宋”,“此皆域于门户之见,未察风气转变之由,而妄为轩轾者也”[9]251在他看来,南北宋词宗尚之论不能识见词作风气之转变与词史整体演变发展、缺少理性批评的眼光,必须坚决摒弃。其又云: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关系,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必执南北二期,强为画界,或以豪放婉约,判作两支,皆“囫囵吞枣”之谈,不足与言词学进展之程序。吾人研究词学,不容先存门户之见,尤不可拘于一曲以自封。循吾说以观宋词,或可扫空障碍。
[9]276龙榆生发挥文艺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南北宋词风格之异乃缘于不同时代与环境之关系,两者间确是不可强分界域与彼此割裂的。只有以宏观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观照两宋词学的历史进程,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批评态度。龙榆生极力批评门户之见与拘泥之习,消解狭隘之批评眼光,将传统词学批评论题予以了更具现代性的理性审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云:“自周邦彦以来,莫不以婉雅为正宗,实自淮海启之,玉田虽雅,往往流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沉郁也。浙派之病,在于过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
[1]344《提要》作者通过评说朱彝尊以张炎词作为宗尚,而不能进一步上溯秦观之词,界定此乃其词作入乎婉雅而不能进乎沉郁之境的深层次缘由。《提要》作者批评清代浙西派词作缺失便在过于推扬南宋之词,而对北宋词作缺乏辩证的观照之故,此论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的批评主张进一步予以了张扬。
新中国成立后,赵尊岳《填词丛话》云:“学者动谓北宋不易学,学亦不易成就。按之体制,原无两宋之别。惟一则尽力于环中,一则超然于象外。词笔词心,取径各异耳。其曰先学南宋再进于北宋者,亦先求能抒其浓挚,再使进而至于淡穆。其曰天分少不学北宋,学历少不学南宋,则以天分不高,势难通深入浅出之妙;学力少则文采又不足以尽浓挚之致,使蕴于中者,悉发于外。”[10]
283赵尊岳明确提出“原无两宋之别”的观点,认为引发南北宋词差异的根源乃在于创作追求与笔法用力的不同。南宋词“尽力于环中”,更多追求的是词体本身的精美,故而讲求浓挚之情、精练之笔,主于学力;而北宋词则“超然于象外”,更多致力的是讲究词之事外远致、淡穆之境、冲淡之笔,因而更主于天分。南北宋词之所以留给后人那么多相互比较与分析探讨的空间,正是因为其创作取径与艺术追求不同所致。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差异,而对南北宋词之优劣高低妄下论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则云:
两宋词,本为一体,只有时代之异,初无高下之分,无北则不能正其始,无南则不能备其全。故南北合流,不应偏废。必欲强为出入以言宋词,是割裂源委以求江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