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存在对牧业经济与游牧经济不作区分的情况，如滕少箴、滕瑶在论述元明清时期女真及满族经济当中的牧业经济时说："满族先民长期从事采集和狩猎即打牲为主的经济生活，游牧生产发展较晚。"[9]事实上满族及其先民是定居民族，虽然追逐猎物或围猎时会离家数日甚至更长时间，族群也有迁徙的情况，但绝非"逐水草而居",且牧业也不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

　　从肃慎至满洲，肃慎族系当中被写入中原史籍，形成了民族的族群，皆与汉族、蒙古族等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业等非渔猎经济，但其中脱落了渔猎生活的部分，几乎都与汉族等民族融合了，只有保持着渔猎生活的部分延续着其民族的文化血脉。金启孮先生曾说："不应忽视金代女真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进人中原的女真人在汉族、契丹族的影响下，接受了一整套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模仿契丹文和汉文创制了以汉文笔画组成的女真文字来书写语言，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留在上京一带东北的女真人，其文化要比中原女真人后进。金末蒙古军进占河北以后，东北、河南两地的女真人基本上被切断了联系。河南的女真人和汉族自然同化的结果，到了元初已被蒙古贵族称之为'汉人',而东北女真人元政府却采用了'各仍旧俗','随俗而治'的统治方法。事实上又分散成为许多小部落，只有临近元代辽阳行省居住的女真人，文化程度较高。"[10]

　　不只在金元时期，有史可查的同一时期的肃慎系民族，几乎都存在着内部文化的差异性。清代满族有"佛满洲"、"伊彻满洲"之别，即陈满洲与新满洲，是以加入满洲八旗的先后划分的。其中的新满洲都是来自于未编入八旗的部族，这些部族又居住于八旗驻防点所控制地域的边远地带，文化特征上与陈满洲相比，更多地保持着原始状态。

　　如上表所示，辽代有熟女真、生女真之别，元代女真由熟女真、生女真、水达达女真三部分构成[2]164.

　　随着历史的变迁，至明代女真被划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分。金代女真由辽代的生女真发展而来，辽代的熟女真因为被视同汉族，渐次与汉族等融合;明末的建州女真由元代的生女真地区经朝鲜半岛，迁至辽东地区;海西女真由元代水达达地区迁至今吉林地区，而野人女真则生活于更加偏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沿江，鄂霍库次克海(北海)、日本海(东海)沿海或锡霍特山等深山密林之中。

　　渤海时期，渤海政权之北，有黑水靺鞨沿黑龙江两岸分布，直至入海口及库页岛，与"海东盛国"相比，黑水靺鞨及其区域的文化更多保留着原始特征，后来发展为辽代的女真。金代女真虽然由辽东生女真构成，原本文化具有统一性，但因为占据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移居中原地区的女真与留居金上京的女真，文化上也出现了差异，金世宗寻求"祖宗遗事"时，才率领王室贵族回到故土"访问遗老".明代女真三大部分划分的依据，也有文化差异性问题。因此，肃慎族系的各民族在渤海至清代，各部族的文化差异与地域差异具有相关性，文化发展程度高的靠南，文化发展程度低的靠北、靠东。

　　肃慎族系民族在唐代、辽末、宋金时期，就是以其中文化相对发达的部族为中心，结束了"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即以部族或氏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了渤海、东夏、金具有国家性质的民族政权。无论是文化获得发展还是国家政权的创建，除了后金及清，其所在区域皆为"白山黑水之间",而满族的先祖也生活于这一区域。因此，白山黑水之间，构成了满族及其先世文化的核心区域。

　　肃慎一系当中文化发展滞后的部族，大多生活在东到大海，北至外兴安岭直至白令海峡，西到欧亚大陆的东端，包括北太平洋西岸沿海岛屿。

　　这一地区由于东邻太平洋，北接北冰洋，在沙俄军队东进之前，没有外来文化的干扰，长期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是肃慎族系的文化涵养区，数千年间，一直源源不断地为其文化核心区提供原生态的文化力。直至沙俄东侵后，肃慎族系的生存空间才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局。

　　沙俄军队于1643年冬越过外兴安岭，侵入肃慎族系文化的涵养区;1644年夏，闯入黑龙江流域，严重威胁肃慎族系文化的核心区。此时，满族刚刚入主中原，无力抽调军力扫清这些侵略者。

　　后来又因为发生了三藩之乱，直至康熙年间，才回顾东北，组织抗击沙俄的战争。由康熙亲自部署的雅克萨之战获胜后，中俄两国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第一次划分了中俄之间的东段国界，黑龙江、乌苏里江至海及库页岛等沿海岛屿，即肃慎族系最为重要的文化涵养地尚在。

　　《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维持了170余年，至1858、1860年《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中俄变为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使黑龙江、吉林皆成为内陆地区，面海、靠山，以渔猎经济为基础的满族失去了广大的文化涵养空间。

　　长期以来，有关满族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大多归因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变迁以及清政权灭亡后，新的当政者出于对满族复兴的警惕而对于满族文化的压抑。其实，历史上每一次肃慎族系强大的政权灭亡后，新的统治民族总是将其文化摧毁，如契丹对渤海上京城的焚毁，对渤海人的迁徙;元对金都城的破坏，将南部女真划入汉族的措施等，渤海、女真人自身的汉化，也促使其传统文化发生变迁。但渤海之后之女真、女真之后之满洲，还能够一次次复兴自己的传统文化、凝聚起民族的力量重新崛起，一个十分重要也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涵养其原始文化的外兴安岭内外，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直至北太平洋海岸的广大陆地及沿海岛屿的原初文化空间及其文化，从未摧毁和变迁，长期保留着原始面貌。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粟末靺鞨发生了文化变迁后，黑水靺鞨携带着强大的本土文化基因崛起;熟女真消亡之后，南下的生女真又以自己鲜明的文化力量，重新占据祖先曾经统治的土地，与强大的汉族、蒙古族抗衡，并取得胜利。而俄国东进，清俄东部边界条约的一个一个签订，使其彻底失去了涵养民族文化的原始空间和渔猎文化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肃慎族系失去了重新崛起最为关键的条件。

　　正如历史上的秽貊族系随着逐渐南迁，日益远离文化滋养地，在夫余、高句丽等强大政权之后，悲壮地退出东北亚历史舞台一样，在1644年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至今的近400年间，特别是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的150余年间，肃慎族系的终结民族--满族，经历了从文化鼎盛到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

　　三、满族文化的现代变迁

　　作为古代肃慎族系的最后一个民族，满族在近现代之后，特别是清朝灭亡，失去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至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除了失去广大的原始文化涵养地，民族文化失去复兴的原始动能，致使文化再生乏力这一最为关键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三个原因促成了满族文化由古代至现代的变迁。

　　第一，民族语言文字逐渐失去活态性，文化传承受阻。

　　满族由使用满语满文，转变为通用汉语汉文，这种变化早在满族未入关前就有端倪，皇太极因此定下了保持"国语骑射"的国策。崇德元年(1936)十一月十三日，即清建立未满一年时，皇太极特意将诸王、大臣召集到凤凰楼下，命弘文院笔帖式读《金史·世宗本纪》，并说："此本纪所言，尔众审听之……我将此书译成清字披阅以来，如马之遇兽，即竖耳欲驰，觉我耳目愈加清晰，不胜欣赏。吾览此书，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所行治国之道，至熹宗合喇汗及完颜亮时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尽染汉习。世宗即位，恐子孙习染汉俗，屡屡谕毋忘祖宗旧制，衣女真衣，习女真语，时时练习骑射。虽垂训如此，后世诸汗，洗染汉俗，忘其骑射。至于哀宗，基业废堕，国遂灭亡。

　　乃知凡为汗者，耽于酒色，未有不败亡者。昔儒臣巴克什达海及库尔缠，屡劝我弃满洲衣冠，用汉人服饰，以效汉俗，我坚辞不从，遂以为我不纳谏。

　　我试以我等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撒袋、右挟而立，忽遇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独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必宽衣大袖，食他人切割之肉。如此，与左道之人何异耶。我之此言，非指今日，在我身岂有变更之理耶。恐日后子孙弃旧制、忘废骑射而改习汉俗耳。"[11]

　　后世诸帝，的确始终未忘清太宗的深谋远虑。比如在京城满洲汉化已经势成燎原的雍正七年(1729)，办理船厂事物给事中赵殿最奏请："船厂①地方宜造文庙，立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6]9雍正非常直率而明确地谕示内阁：满洲人所长即为骑射，"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于武略耳，并未尝饰虚文而粉饰。""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