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的关注也往往不可避免地和"问题"联系起来，致使对民族主观心理的研究成为热点。由于对民族主义思潮可能在本土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还未引起学者普遍关注，研究民族认同的论文数量便在低位徘徊。到2000年以后，民族认同的论文数量基本与民族意识的论文数量持平，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民族"去政治化"的思路、对我国民族政策的评价反思等学术争论。2009年以后，民族认同的论文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一直维持在每年50篇以上，这个时间点则与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相吻合。虽然国家将这两个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并非民族问题，但是由于这些事件的特殊性，媒体的关注和更加多元化的讨论，引起公众舆论和更多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民族地区和民族关系，民族认同的学术范式开始定型，相关成果大量涌现。显然，民族主义思潮在冷战后的全球扩张，国内特定事件经由媒体的多元化传播讨论后引起的公众关注，构成了学术界采用民族认同范式研究民族主观心理的社会环境。】

　　2.学术语境的变迁。民族认同范式得以诞生并快速发展，还得益于整个学术界大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为学术界积极向外交流搭建起了更加广泛的平台。译介西方着作和重要理论无疑是重要的标志，比如甘阳主持翻译"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在此大形势下，中国民族学界一方面积极邀请国际学者来华交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译介西方成果，包括苏联学者勃罗姆列伊的《民族与民族学》、佩尔希茨等人的《世界原始社会史》等在内的着作被陆续翻译过来。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比较文化丛书",同年"二十世纪文库"开始出版，包含大量民族学着作，1988年"文化人类学名着译丛"开始出版[13].20世纪80年代学术译介工作为整个学术界了解西方理论，对接西方学术规范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一批民族学学者开始前往国外进修、交流，极大地扩展了学术视野。进入90年代，知识生产更加专业化，学者更加职业化，还掀起了学术规范化的浪潮。1994年，邓正来主持的《中国书评》发起"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专题研讨会，并在其后的《中国书评》开列专栏发表系列文章，积极推动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化，这一学术主张在整个90年代慢慢发酵，1998年，南京大学与《世界历史》杂志社联合举行学术规范专题研讨会，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联合举行学术规范专题研讨会，这种顶级刊物的表态，意味着学术界在学术规范化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阶段，形式上的规范已经成为学术期刊共同标准。积极吸收西方理论范式和普及学术规范化要求，对于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影响的研究民族认同的范式极为有利，促成了该范式的普及与发展。

　　3.科研管理机制的变迁。学术研究与科研管理原则上是并行不悖的既相区别有又相联系的两套体系。以现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管理体制为典型，199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立，民族问题研究成为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之一，资金投入1300万。2002年达到1亿，2008年达到3亿600万[14],这三次资金的快速增长点和前文已述的民族认同的文章发布数量递增点存在时间上的吻合。同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选题立足于理论与现实的需要具有倾向性，如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课题指南》中强调"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研究要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这种要求意味着，基础性研究往往在理论原创性上要求更高，更适合有较长学术积累的学者，这在客观上抬高了倾向于基础性研究的民族意识范式的项目申报的门槛。另外，我国在科研管理的具体过程中实行课题制管理形式，课题制是以课题(或项目)为中心、以课题组为基本活动单位进行课题组织、管理和研究活动的一种科研管理制度[15].国家社科基金实行课题制管理模式，在项目申报过程中，项目组成员的学缘结构对于申请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以多学科背景开展研究的民族认同模式更适应这种课题制管理方式。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题指向和管理形式，对于整个社科研究领域具有示范作用，民族认同范式优势也就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体现出来。

　　三、两种范式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族认同这一范式的崛起，并与民族意识范式形成共存局面，得益于民族主义浪潮引起的广泛关注，学术语境的变化，科研管理机制变化等一系列外在环境因素，但在最核心的问题即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上，我们无法断定它们二者在解题能力方面的优劣，但是却明显地看到，我国民族理论学科正在更加具体的环节上吸纳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丰富自己的学科体系，正在努力提升自己对于相关理论和政策的解释力、回应能力。

　　研究视角的差异必然带来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但如果缺乏良性互动，将不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因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首先作为哲学和逻辑问题在中国出现;其次，他们也都属于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在这些学科领域又存在一些理论流派之争，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笔者认为，当它们二者作为民族理论的研究对象的时候，以上差异必然会反映出来，甚至在理论解读上的不同极有可能在相关应用研究过程中形成一些矛盾。为此，如何寻求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沟通，使得不同的范式能够兼容并蓄地发展，保持学科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增强学科活力便具有明显的意义。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在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1.立足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建设。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这样认为：民族意识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和民族政策史的正确总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一部分，基于民族意识范式制定的相关政策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中国国情是民族意识范式得以产生的土壤，也是其关注的核心，扎根于中国国情，面向中国实践，应成为未来范式整合的基本点。

　　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理论预设、理论关怀，这背后就是理论产生的政治文化环境。由此，在分析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时，必然要关注两个基本差异，一是民族构成的差异，二是制度背景的差异。

　　在民族构成方面，西方学术理论的中心，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都和我国有很大差异。以美国为例，它是个移民国家，他对于民族认同的关注主要基于移民归化，为了推进移民的归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对移民群体施加影响，"鼓励、迫使甚至是合法地强迫移民采取步骤融入社会"[16].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费孝通老先生提出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认为是基于自然空间、民族起源、民族交往等因素，中华民族由许许多多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民族平等作为自己的基本主张。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族政策必然立足于民族平等，对于民族意识的评价应该更加客观，不能以西方理论内设的归化融入为前提，片面强调民族意识的负面作用。

　　在制度环境方面，西方人以自由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政体，而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因此，在考虑民族意识走向等相关问题时，要正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关政策举措要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去考量，要看到执政党的立场和领导作用，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经验来评价中国的民族意识状况，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政策手段。立足自己的国情，看清自己的民族格局和制度背景，了解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本土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2.面向全球化进行学术规范化建设。如邓正来所言，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要积极建设学术的大国，要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18].换言之，要参与国际性知识生产，必须加强自己的学术规范建设，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学术来换取自己的发言权。民族认同范式研究的竞争力就来源于这种学术规范的建设，也是学者们应该继续去推进的工作，对此同样应该关注两方面工作，一是学术规则机制的建设，二是多学科成果的借用。

　　笔者赞同张静在学术规则建设方面的观点："学术规范的本质并非一套不可更改的逻辑，是通过专业认可的'入场券'",是一套"做活"的规矩，而且必须与学术界当下的认可相合[19],我们要学的就是这套做活的规矩。首先，要注意自身命题的逻辑性和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要了解已有的知识成果，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命题要合乎逻辑，要有所根据，命题又会被拆解为一个概念体系，一定要保证相关概念是有逻辑有根据的，有效使用已有的成熟研究，需要创新的要合理推理。其次，要注意研究过程的规范性，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应该遵循相关的研究规则制约，传统的民族意识研究范式应该积极完成从人文学科取向向社会科学取向的转换。最后，成果的呈现方式应该是符合学术标准的，不管是论文还是专着，都要做到形式的规范化，引证注释亦应严格标准，成果的标准化呈现可以反衬我们的研究过程的严谨。

　　在多学科成果借用方面，学者们应该扩展知识视野，根据研究的需要采借多学科成果，推进具体问题的研究。虽然现在的知识生产、科研人员培养以学科为单位，但研究的问题却不会限制在单一学科门类里。以民族意识为例，虽然这是个主观心理方面的选题，但绝不是依靠单一的心理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互动。我们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以分析解决具体问题为旨归，推动多种学科成果的综合应用。

　　3.立足共同选题，加强学术交流。特定的学术范式一旦局限于自己的固有研究理路，满足于自我话语体系的解释，容易丧失必要的反省意识，导致学术范式的僵化。鼓励不同学术范式的交流，以多元并存的方式推进学术范式发展，将有利于增强学术活力。由于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研究涉及对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认识，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涉及民族主义的理论及运动等重要问题，由此，对这两种不同范式除了兼顾立足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建设与面向全球化的学术规范化建设两个面向之外，当前还需选择一些共同话题进行基础性的研究，比如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联系与区别、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心理过程的特征、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与个体心理的关系、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社会化过程研究、个体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等等，在具体命题研究基础上，以共同的经验研究成果作为相互交流平台，加强不同范式之间的成果交流，话语共享，并由经验研究的成果来推进相应范式自身的理论校验与修正，实现范式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在事实上真正提高其理论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