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关于群际态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将群际态度看作是稳定的和独立的，然而，近年来的大量研究已证明群际态度比最初认为的容易改变。在外显和内隐群际态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研究者主要探讨了在何种条件下，群际态度的易变性是存在的。近期运用内隐联想测验的研究表明，对社会群体的群际态度和刻板印象可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群际情境下凸显的关于特定群体刻板印象的信息效价和社会线索，是决定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内隐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将被试暴露于令人崇拜的黑人榜样、令人不喜欢的白人形象、令人崇拜的白人形象及令人不喜欢的黑人形象几种条件下，在即时和24小时之后，进行IAT测验和外显的种族态度测验，结果表明，暴露于令人崇拜的黑人榜样和令人的不喜欢的白人形象下的被试显着地减小了I-AT效应，降低了黑人与负性评价之间的联结，但是这种操纵并没有影响外显的种族态度。9.11事件之后，在美国有许多关于阿拉伯人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负性报道，这些环境中反复存在的信息是否影响了美国人对阿拉伯穆斯林人的内隐态度?ParkJ.等人对阿拉伯穆斯林态度的研究表明：在IAT中，被试(包括白人、黑人、亚洲人)对黑人的偏爱胜过对阿拉伯穆斯林人的偏爱。同时，让被试回答穆斯林人的主要特征，对那些回答穆斯林人具有恐怖主义特征与回答不具有恐怖主义特征被试的IAT的分析表明，前者的IAT效应进显着地大于后者。此外，随机分配被试在三中不同的信息条件下(阿拉伯穆斯林的负性信息、中性信息、积极信息)的IAT效应也存在不同。在负性条件下，IAT效应显着地高于中性条件，表现出了很强的反阿拉伯穆斯林人的偏见，与负性与中性条件相比，积极信息条件下的IAT效应降低了，这表明对阿拉伯穆斯林人的偏见被呈现?的关于穆斯林的积极信息调节了。Nesdale等人对6-10岁儿童的研究揭示，对内群体的评价不受所提供的内群体信息或外群体信息的影响，在所有条件下，儿童对内群体的评价总是高于对外群体的评价;然而，在没有内群体信息的条件下，对外群体的评价受所提供的外群体信息的影响。这些结果均证实无意识的反应可以被环境中的刺激线索和呈现的社会信息所调节。由此可见，个体要想对外群体成员做出无偏见的反应，需要克服暴露于环境中关于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影响了个体对外群体的反应。
但所有这些研究，均没有探讨在不同的年龄段，社会信息对族群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中，我们对不同年龄段的藏族、汉族青少年提供关于外群体的不同信息(积极、中性、消极)，探讨外群体的不同信息对被试外显和内隐族群态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年龄间的差异。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讨藏族、汉族青少年的族群态度是否受所提供的有关外群体信息效价的影响。研究中，将被试随机分配在所呈现的积极、中性和消极三种不同的外群体的信息条件下，分别比较三种条件下的外显和内隐族群态度是否存在差异，同时考察社会信息对族群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年龄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随机抽取被试343人，剔除无效问卷的人数，有效问卷的被试共301人，其中男145人，女156人;藏族194人，汉族107人，五年级97人(年龄M=11.13,SD=1.08);初二年级110人(年龄M=14.82,SD=1.20);高二年级94人(年龄M=17.56,SD=0.90);各个年龄段被试的性别比例基本接近。
(二)量表与程序
1.社会距离量表。对外显族群态度的测量采用社会距离量表。社会距离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提出的，指的是人们之间越有好感，行为上越亲近，则社会距离越小;反之，社会距离越大。1925年，博格达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编制出了第一个社会距离量表(也称博格达斯量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制定的根据是：人们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越消极，就越不愿与该群体成员交往。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是一种典型的累积量表，它由一系列内部具有逻辑结构的陈述语句构成，并且按照社会距离从近到远或从远到近的顺序排列，赋予一定的分值。博格达斯量表还可以被设计为测量不同特征的人对某一群体的社会距离大小，或相同特征的人对不同群体的社会距离大小。博格达斯量表经过许多研究者的修订，成了测量群际态度尤其是种族态度的重要工具之一。本研究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基础上，参照钟涨宝、陶琴关于社会距离的研究，结合藏族和汉族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了汉族和藏族学生的社会距离量表，用以测量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研究中设置A、B两份问卷，A卷由藏族学生填写，B卷由汉族学生填写，问卷内容一致，只在引导语上加以区分。量表最初包含了八个问题以测量藏族学生对汉族学生的社会距离和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社会距离。我们在碌曲县城关小学中抽取了64名同学进行了预测验，经过对数据的分析，对最初量表中的项目及其强度结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包含五个项目(见表1)。量表中的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试从5(非常愿意)到1(非常不愿意)的5点量表中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理论上，这五个问题具有逻辑上的趋强结构，即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所表示的社会距离逐渐缩小，从而形成一个格特曼累积量表。逻辑上，如果被试在最后一个问题上选择了非常愿意，那么其余的问题将会选择愿意或者非常愿意。分别累加两个格特曼量表的分值形成藏族学生社会距离量表值和汉族学生社会距离量表值，再以最大分值25减量表值，分别得到藏族学生对汉族学生的社会距离值、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社会距离值。若被试在每个问题上都选择5(非常愿意)，则计算得到被试主观社会距离值为0,表明在态度和行为上十分亲近和接纳对方;若被试在每个问题上都选择1(非常不愿意)，则计算得到被试主观社会距离值为20,表明在态度和行为上十分疏远和排斥对方。研究中，将被试分为三组，填写问卷前，分别阅读一段关于外群体的积极、中性和消极的信息(见表2)。根据已有研究，我们预期，在中性条件下，被试同样会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爱，但在外群体消极信息条件下的被试，与中性条件下的被试相比，会表现出更高的对外群体的负性态度，表现为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会更远;在外群体积极信息条件下的被试，与中性条件下的被试相比，会表现出较低的对外群体的负性态度，表现为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会更近一些。
2.内隐联想测验。内隐联想测验的材料和程序，借鉴Lowery、Hardin和Sinclair的方法原理及连淑芳地域内群体偏好中纸笔IAT的方法，自行编制纸笔的IAT,以测量自动化认知联想。
IAT测试材料包括目标概念词和属性概念词。
参照已有文献，以藏族人名和汉族人名作为目标概念词的刺激词①.目标概念词的具体确立步骤如下：
首先，选出30个藏族基础人名和30个汉族男性人名，用这60个人名组成“藏族、汉族人名熟悉性判断问卷”.其中“1”代表非常不熟悉“,2”代表比较不熟悉，“3”代表一般熟悉，“4”代表比较熟悉，“5”代表非常熟悉。第二，在西北民族大学随机发放问卷100份，藏族、汉族各5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根据人名得分的高低，对藏族和汉族人名分别排序，各选排在前面的10个人名作为IAT测验中的目标概念词。第三，对选出的20个人名(10个汉族、10个藏族)进行了一项分组测验，以检验所选的刺激姓名是否按意图理解，因有时候两个民族的人名可能会发生混淆。在西北民族大学发放问卷60份，藏族、汉族各30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结果表明，所有被试都认为藏族人名属于藏族，汉族人名属于汉族，表明我们所选的姓名能够很好地区分两个民族。IAT中的属性词包含积极词和消极词两类，其中积极属性词有：聪明、幸运、快乐、忠诚、高兴、自豪、诚实、成功、高尚、和平;消极属性词有：愚蠢、失败、卑鄙、痛苦、肮脏、无能、罪恶、恶心、残忍、厌恶。
IAT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求对属性词例证自上而下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把“积极”的刺激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把属于“消极”的刺激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第二部分要求对目标概念词的例证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把属于“藏族人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把属于“汉族人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第三部分，要求对前两部分中所出现的所有刺激词，进行联合辨别，把属于“藏族人名”和“积极”的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把属于“汉族人名”和“消极”的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第四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反转，要求把属于“汉族人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把“藏族人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第五部分步是第三部分的反转，即把属于“汉族人名”和“积极”的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把属于“藏族人名”和“消极”的词归为一类并在该词旁边划“-”.其中一、二、四部分均为练习部分，三、六部分分别为相容和不相容的部分。正式测验中相容的和不相容的部分各重复一次。在每个部分中，一系列上下排列的单个姓名和词语作为判断项目呈现，要求被试尽可能快速和准确地对交替出现的姓名和词语做出分类。四、七阶段(各用30秒)的正确分类数目的差异来评定内隐态度。同时，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两个关键组的顺序在被试中进行了平衡。IAT的具体分类任务见表3.
本研究总的程序是被试先阅读提供的关于外群体的社会信息，接着进行外显的社会距离测验，最后完成内隐联想测验。
三、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距离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
在信度方面，藏族青少年对汉族群体社会距离量表的a系数为0.77,汉族青少年对藏族群体社会距离量表的a系数为0.86.在效度方面，根据社会距离量表在结构上具有的趋强性，理论上若量表的最后一个项目选择了非常愿意，则其他社会距离等级渐弱的项目应该选择愿意或非常愿意。反映在统计上，这五个项目得分的平均值应该呈现从大到小的排列。因此，若研究所得实际数据与此预测相符，则表示该量表的效度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