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距离量表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见表4)，无论藏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在社会距离量表中平均值最大的是第一个项目，平均值最小的是第五个项目，这与预期结果相符，尽管五个项目平均值的排序与预期略有差异，但总体上与我们的假设基本一致。

　　(二)社会信息对藏族、汉族青少年外显族群态度的影响

　　依据“社会距离值=25-量表总分值”这一公式，计算各样本的社会距离值，社会距离值越高，表明被试对对方群体的社会距离越大，对对方的态度越消极;社会距离值越低，表明对对方群体的社会距离越小，对对方的态度越积极。表5为描述统计的结果。

　　对数据进行2(被试族群：藏族、汉族)×3(年级：小学、初中、高中)×3(信息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族群的主效应显着，F(1,283)=55.23,p<0.001,藏族学生对汉族学生的社会距离(M=9.32)显着高于汉族学生对藏族学生的社会距离(M=7.04);年级主效应显着，F(2,283)=3.07,p=0.04;信息类别的主效应显着，F(2,283)=7.40,p=0.001,积极条件下的社会距离(M=7.94)显着小于中性和消极条件下的社会距离(M分别为8.49和9.18);年级与信息类别的交互作用显着，F(4,283)=4.16,p=0.002.对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藏族和汉族学生在积极信息下的社会距离显着小于消极信息下的社会距离(p<0.01和p<0.05)，在高中阶段，藏族和汉族学生在三种信息条件下的社会距离均无显着差异(p均>0.05)，(见图1和图2)。

　　(三)社会信息对藏族、汉族青少年内隐族群态度的影响

　　表5为不同信息条件下，IAT效应的值，即相容分类与不相容分类的差值。【1】

　　对数据进行2(被试族群：藏族、汉族)×3(年级：小学、初中、高中)×3(信息类别：积极、消极、中性)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族群的主效应显着，F(1,283)=24.23,p<0.001,汉族学生的内群体偏爱效应(M=8.19)显着高于藏族学生的内群体偏爱效应(M=7.04);年级主效应不显着，F(2,283)=2.07,p>0.05;信息类别的主效应不显着，F(2,283)=1.23,p>0.05,说明三种信息条件下的内隐族群态度没有显着性差异;被试族群、年级与信息类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显着，F(4,283)=2.16,p>0.05.

　　四、讨论

　　(一)外群体信息效价对外显族群态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外显测验方面，提供关于外群体的不同信息，可以对外群体的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年龄效应，对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这种影响效果非常明显，在积极信息下，被试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近于消极信息下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而对于高二年级的学生，外群体的社会信息并不能对其族群态度产生影响，三种信息条件下，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无显着差异。自我和社会发展模型认为，族群态度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探索和承诺过程，尽管儿童期对自己的群体有积极的感受，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偏好，但这时只是被动接受了家庭和社会的群际态度，还没有经历自身主动探索的过程。由此，在小学年龄阶段，藏、汉青少年表现出的族群偏好还不完全具有社会意义，可能只是对群体差异的普遍反映或被动接受父母、家庭和当地社会对外群体的态度，根据Phinney族群认同发展的模型，即这一时期，个体处于排斥的族群认同阶段，有承诺但没有探索，其缺乏对内、外群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时的族群态度主要是被动接受了家庭的观念，并不是个体主动探索的结果。因此，对于年龄较小的青少年，当提供关于外群体的不同信息时，对其原有的态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到了高中年龄段，随着个体知识、社会经验及认知能力的增长，这一时期，对于青少年而言，对自己所属群体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开始真正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族群、文化，开始了对内群体更加有意识的认同，并且这种认同伴随着对内群体价值、信念和态度的积极认可及对内、外群体间差异的接受，即这一时期，个体处于族群认同的达成阶段，对自身所属族群既有探索又有承诺，表现在族群态度方面，这一时期，他们对外群体有着个人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而，单纯提供关于外群体的社会信息，并不能有效改变他们已形成的族群态度。

　　(二)外群体信息效价对内隐族群态度的影响

　　内隐测验方面，社会信息对族群态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在AllenR.等人的研究中，同时呈现关于目标群体的线索(如黑人、白人图片)因素和信息(如黑人、白人的详细描述)因素，结果表明，内隐态度主要受与目标群体相联的线索因素的影响，而非对目标群体行为的详细描述的影响，然而，外显态度主要受目标群体行为信息效价的影响，而较少受启动线索的影响。本研究中，由于受研究条件的限制，我们运用的是纸笔内隐联想测验，不能够很好的呈现关于外群体的线索因素，只呈现了关于外群体的不同信息，结果显示，外群体的信息对年龄较小儿童的外显态度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与AllenR.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但对内隐的态度没有影响。外群体的社会信息对外显和内隐族群态度影响的不同，也从另一面反映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可能属于不同的态度类型。RobertJ.Rydell等人的研究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外显态度的形成与快速变化过程相联系，其受外显加工过程的影响，而内隐态度具有态度目标与相关评价反复配对的较慢过程的特征，其不受外显加工过程的影响，而主要受与态度目标相关的线索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外群体的信息效价对外群体外显族群态度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外显测验中，提供外群体的不同信息，可以调节对外群体的态度，但这种调节受年龄因素的影响。在小学和初中年龄段，积极信息下对外群体的评价显着高于消极信息下对外群体的评价，在高中年龄段，提供外群体的不同信息并不能改变对外群体的态度。

　　2.外群体的信息效价对外群体内隐族群态度没有影响。在内隐联想测验中，在各个年龄段，提供外群体的信息均不能改变对外群体的态度。

　　(二)建议

　　自2008年的“3.14事件”之后，民族问题在藏族地区非常敏感，使得藏族、汉族彼此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对方的消极态度。因而，对族群态度调节因素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供外群体的社会信息对年龄较小青少年的族群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建议开设多元文化课程，介绍各民族的优秀历史和文化，增强儿童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认同，使他们从小就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从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