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团结，为建设新时期的两个文明服务。壮学一开始就与考古学不可分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民族考古就是壮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下面，笔者就按广西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现状，来分析回顾考古学研究在壮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壮族史前史研究的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壮族是岭南土着民族，族源错综复杂，最终才形成现代庞大的族群。如何追根溯源，光大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文献记载缺失，其重任就落在考古学身上。早在1935年，着名学者裴文中等人，就曾到广西武鸣、桂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一些洞穴遗址发掘到打制石器、沟槽石拍、动物化石等古人类文化遗存。[1]

　　这就意味，广西土着先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些洞穴文化遗存包括有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阶段的遗物，尤其是其中的磨制沟槽石拍，它就是壮族先民---古代越族和南岛语族最常用的加工树皮布的石拍。迄今为止，广西旧石器考古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就不断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研究断代众说纷纭。[2]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外专家采用裂变径迹法和氩/氩法，先后测定与石器共存的玻璃陨石，才最终确认百色旧石器的年代上限在距今70万年~80.3万年。这就把广西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上溯到80多万年前的早中更新世。百色旧石器研究的进展意义重大，美国《科学》杂志两次刊载其研究成果，因为它动摇了“莫维士线”的理论。莫维士是美国着名考古学家。莫氏理论认为，以技术传统划分，西方是“手斧文化圈”,东方是“砍砸器文化圈”.事实上，百色旧石器中就存在“手斧”.可见早期古人类灵巧的手斧，并非西方独有。

　　此外，以百色旧石器比较广西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表明在制作工艺的文化源流上，它们之间都表现为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3]15这样，我们追溯广西土着居民---壮侗各民族的史前史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2.柳江人化石的发现。柳江人化石发现于广西柳江县的通天岩洞穴，是一个约40岁的男性个体，经人类学家鉴定，为晚期智人化石，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类型，年代为距今3万年左右，与其体质最接近的有日本冲绳县港川人、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人、桂林甑皮岩人，表明柳江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祖先。现今学者一般认为，岭南的壮侗语族先民，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其体质特征表现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即处于典型蒙古人种与热带黑人种之间的过渡形态。他们与后世的壮侗语族在体质上也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古人类，还散见于云南和越南北部等地，我们认为具有这一种族特征的古人类，就是两广地区最早的土着居民。

　　3.其他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目前，广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地点，已经达到50多处。例如，1956年，考古学家在距离柳江人化石地点约2-3公里处的柳州白莲洞，还发现了距今3.7万年至7千年的石器时代遗址。经多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大量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结合柳江人化石的发现，表明壮族先民已经在此持续生息繁衍了数万年之久，该发现可说是重现了大段的壮族史前史，也揭示了广西旧石器晚期文化如何过渡演变成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重要历程。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约10000~4000年前)的发现遍布广西各地。重要的遗址有桂林甑皮岩、桂林大岩、资源晓锦、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隆安大龙潭、邕宁顶狮山、百色革新桥，以及钦、防地区诸滨海遗址。这些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打制和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可以为旧石器时代、历史时代和现代壮侗语族之间的人类体质比较提供中介的形态，能够证明他们的体质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存也能够较充分地展现远古壮族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情景。

　　例如，桂林甑皮岩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可反映广谱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生产方式。钦州等地滨海贝丘遗址出土有蚝蛎啄石器和大量的鱼骨、贝壳庖厨垃圾，其生活方式在后世的壮族先民中仍然存在。如《隋书·南蛮传》载：“南蛮杂类……曰蜑、曰俍、曰俚、曰僚……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岭外代答》卷三“蜑蛮”载：“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邕宁顶狮山遗址的发现，内涵丰富，能够形象展现出古先民的独特葬俗及宗教观，可复原当时的稻作农业、制陶手工业及广谱采集渔猎捕捞等生活情景，被学术界命名为“顶狮山文化”,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百色革新桥遗址，是罕见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能够展现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工艺流程，填补了华南史前石器工业研究的空白，因而也被评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资源晓锦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栽培稻遗存，为研究广西壮族先民的史前稻作农业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实物资料;隆安大龙潭的大石铲祭祀遗址的发现，也揭示了壮族先民宗教祭礼的重要方面;钦州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陶祖器，也是壮族先民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变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标志[4]38.上述表明，壮族的古史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去追寻她的历史的。

　　二、考古学研究填补了壮族历史时代研究的许多空白。

　　(一)先秦考古。

　　考古发现表明，广西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较早，如那坡感驮岩遗址就发现了冶铸青铜器的石铸范，类似的青铜文化遗存也见于邻近的越南冯原文化遗址和香港、珠海各地，年代在距今3500年左右。广西兴安、武鸣勉岭出土的商周式青铜卣，与湖南宁乡炭河里文化的铜卣如出一辙，炭河里遗址有城址、青铜器生产作坊，这意味壮族先民的“桂国”、“(西)瓯”、“路人(骆越)”、“苍吾”等酋邦方国，至迟在商末周初就与中原王朝进行了交往，可证《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有关记载并非向壁虚造。耐人寻味的是，武鸣勉岭出土的商周式青铜卣，上面的铭文有“天”字族徽，系人体正面站立的象形字，这也见于广西北流出土的西汉晚期俚人北流型铜鼓的鼓面，此鼓为今存之最大铜鼓，号称“铜鼓王”.此“天”字与近代水族的水书“人”字及水族马尾绣图案的“人”字纹装饰主题也十分相似。可见，上述广西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皆为壮侗语族先民的文化遗存当无可疑。

　　此外，广西各地都普遍发现了几何印纹陶与青铜器伴出的越族文化遗址和墓葬，较典型的如有武鸣马头墓葬群，这里出土了大量具有地方特点的越式青铜器和石铸范，有偏刃铜钺、越式短剑、铜灯炬等。根据文献记载的族名和地望，广西学者认为这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其年代上限可追溯到西周中晚期。又如，桂西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有石寨山型铜鼓、曲刃一字格短剑、东周式铜戈、越式玉玦等遗物，表明当时的壮族先民与各地人民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

　　总之，先秦越族文化遗存在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分布，这是复原壮族先民方国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秦汉考古。

　　从广西平乐银山岭秦汉墓葬群等遗址的发现来看，当时的土着越人社会已进入了铁器时代。这些遗址中出土有大量铁器、秦人兵器、越式几何印纹陶、越式靴形铜钺等遗物。铁器的使用和秦人主持兴安灵渠的开凿，表明大规模的农田开垦、水利灌溉和交通设施建造成为现实，这标志着广西土着民族社会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发展，也意味广西各族先民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例如，桂西西林发现的西汉前期铜鼓墓，出土遗物可分为两组：一组是以铜鼓为主的地方性器物;一组是汉式器物，如有骑马俑、博局棋盘等。故有可能该墓就是汉朝句町王的墓葬。再如，合浦汉墓群是全国罕见的大遗址，长达20多公里，宽约3公里，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不胜枚举，充分展现了当时东西方人民在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交流的盛况。汉代桂东南的合浦郡等地和交趾郡地区，其主体民族都是壮族先民---越人，这些汉代文化遗存，也能充分反映越族先民参与丝路交通的情景。例如，包括铜鼓在内的各种精美的錾刻花纹铜器行销各地，其制造中心就在合浦和交趾一带。[5]180又如，当时名贵的西方玻璃器经南海丝路输入中土，也是当地越人最先学会了制造玻璃器。[6]

　　(三)三国至南朝考古。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大动荡与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期。一方面，壮族先民为首的地方土着民族文化仍然在传承发展。例如，铜鼓文化在此期间派生出新的家族，除了前期的北流型铜鼓，还流行灵山型铜鼓、冷水冲型铜鼓，这些壮族先民---俚僚人的铜鼓文化还影响到西南和东南亚地区。

　　《太平御览》卷785引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贵铜鼓”;《陈书·欧阳頠传》载：欧氏家族成员多任岭南交州地方长官，“南征夷僚”,“威惠着于百越”,每每贡献朝廷的方物都有铜鼓。汉至南朝时期广西与越南北部，均系中国王朝郡(州)县属地，考古学者在河内北部发掘的古螺城、龙编城遗址，都有冶铸铜鼓的作坊和铸范发现，表明汉官统治是以越人“故俗治”,这时越北的一些铜鼓很接近广西的北流型和灵山型等蛙饰铜鼓，表明两地的先民有着密切的交往。

　　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儒学、佛教和道教相继传入岭南之后，对土民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考古发现也反映出儒学和佛教、道教并行发展的现象。儒学是官方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各地葬俗皆有反映，此不赘举。又如佛教，广西恭城等地出土的三国至南朝的随葬瓷器，装饰花纹上就多见佛像、莲花纹等佛教文化因素。[3]376贵县出土的“黄龙元年神兽纹铜镜”,梧州出土的南朝“明如日光神兽纹铜镜”,都有明显的道教文化因素。

　　(四)隋唐至明清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