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广西各地的中心大邑建立了郡(州)县制度管辖地方，同时也采用羁縻制度管辖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研究羁縻制下的古代壮族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也是壮族史研究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广西博物馆成立，该馆开始肩负服务地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任，派员广为搜集民族历史文物资料，如有为数不少的历代铜鼓、艺术品、唐宋明清的碑碣和石刻拓片入藏该馆。
新中国建立以来，广西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遗存，内容包括墓葬及其随葬品、碑记、石刻艺术、各式壮族村寨及建筑、土司衙门遗址等，结合传世文献考证，他们对羁縻制到土司制时期的壮族社会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钦州隋唐俚僚豪酋宁氏家族的墓葬与墓碑的调查与研究[7]189;上林县唐代智城峒遗址与韦氏土官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的《智城峒碑》、《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是现存的唐代壮族碑刻罕见的精品[4]505.此外，在广西文物考古学者的努力下，明清时期现存的土司衙门遗址和土司宅邸，现已经被地方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学者也逐渐增多。2014年8月，中外学者在壮族莫氏土司衙门所在地广西忻城县，召开“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表明广西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三、考古学研究加强了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考古发现开拓了壮学研究的新领域。
1.壮族科技史研究。稻作农业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因此研究稻作农业史一直都是显学。20世纪60年代丁颖院士借助考古学、语言学资料结合生物学研究，首次提出栽培稻的发明者是壮族先民。此后，渡部忠世、游修龄、游汝杰、覃乃昌[8]1-5等中外专家，都先后对东亚南部民族的稻作农业史作过有益的探索。然而，前人的推论，都要接受考古发现的检验。迄今考古专家在湘桂走廊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广东翁源青塘、广西南宁豹子头、资源晓锦等史前遗址，都发现了距今11000~6000年前左右的栽培稻遗迹。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前人的真知灼见，也为南方民族稻作农业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岭南壮族先民的园圃农业种植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例如，距今10000~7000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史前先民采集或种植食用植物的证据，如有栎属、棕榈属之类的果实;有薯、芋类等块茎植物;瓜果类的植物利用包括杨梅科、葫芦科等。[9]广西各地汉墓中也出土大批植物种实，其中的黄瓜、橄榄、荔枝等种属都是中国最早的记录。广西汉墓还出土有铁冬青、金银花，这是先民使用中草药和饮用凉茶的确证。[10]
可以说，从考古资料探索壮族的古代科技成就，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冶金考古，有北流铜石岭汉代铜鼓冶铸遗址的研究、平南六陈汉代冶铁遗址的研究等。再如，贵县罗泊湾汉墓已经出土有针灸医具，后来在广西武鸣马头墓葬又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这就印证了《素问·异法方宜论》：“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记载，从而将壮族先民---瓯骆人发明针灸医术的历史上推到了西周时期。类似的工作将来仍然大有可为。
2.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是壮学中新出现的研究分支，李富强、朱芳武《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是系统研究壮族古今体质传承问题的第一部着作。[12]1-5该着立足于广西考古发现的人体遗骨，结合现代广西多民族的活体测量数据比较分析，论证了壮族是岭南的土着民族，在血缘上与其他侗台语民族十分相近，而且其远祖还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此外，该成果还可以为与壮族同根生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提供科学依据。目前，专家已经把分子生物学的DNA检测方法运用到壮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当中。[13]
3.铜鼓学成为南方民族考古的显学。过去，研究壮族史的先驱，一般都是使用文献、语言学和调查资料。不过也有例外，如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他当时广搜我国岭南及越南等地的传世铜鼓和相关资料，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于1902年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其成果影响极为深远。因为该着不仅为铜鼓研究提供了划分类型和断代的基础，还指出铜鼓的起源地应当是在东亚南部一带，其后才流传到东南亚各地。[14]375这表明，F·黑格尔是开了壮学研究新领域---铜鼓学的先河。后来，我们在徐松石于1938年出版的壮学名着《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中，就看到列有“铜鼓研究”一章，其中论述就涉及了岭南和越南的铜鼓。该着力图将出土文物结合民族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承前启后，一是继续夯实了铜鼓文化研究的基础，二是在方法论上也为后来的壮族史研究提供了示范。
从古至今，铜鼓都是壮族为首的南方民族的珍贵文物，是这些稻作民族的文化载体。近代以来，传世与考古发现的铜鼓在滇、桂、越地区都有大量的保存。因此，铜鼓研究在国内外都先后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但其真正成为显学，却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广西学者利用本身的优势，先后发表了一批铜鼓研究的重要成果。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后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蒋廷瑜先生写作的《铜鼓史话》，1982年出版后获得全国优秀历史读物一等奖。这都是南方民族铜鼓学形成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此后，广西学者的《铜鼓艺术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壮族铜鼓研究》[15]1-5等佳作不断问世。多学科专家通过对铜鼓的研究，在历史、宗教、民族与民俗、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就，这些研究不仅促进了民族考古学、民族学和壮学的建立发展，而且也为保护传承广西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二)考古研究加强了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左江流域崖画的发现和研究。广西左江花山壁画是宏伟的历史画卷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宝贵遗存，20世纪50年代已被发现，但其年代和族属不易判断，经覃圣敏、覃彩銮诸先生实地调查和研究，用考古类型学的比较方法，确定壁画中多见的铜鼓、羊角钮钟、短剑、环首刀等都是先秦两汉器物，又以画面人物作裸体、髡首、赤足、跳蛙姿舞等形象，结合民族史志考察，从而断定壁画遗存的族属，就是断发、文身的裸国人---骆越先民[17]146.这就为壮族文化艺术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2.广西考古发现促进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壮族学者覃圣敏主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18]450.这部5卷本的巨着采用了不少考古资料，由多位中泰考古学者和民族学者合作完成，对广西壮族和泰国泰族及其历史文化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成果影响巨大，对中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壮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研究。壮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只有考古学研究才能为重现壮族灿烂的古代文明提供可能。为此，广西学者都先后做出了努力的探索。这些民族考古论着都是采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民族语言学、民族史志文献和人类学方法，去论证壮族先民方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历史时期壮族先民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例如，桂林甑皮岩和大岩、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等史前遗址，已经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陶器。百越先民及其后裔也一直以制陶工艺着称于世，两广地区考古发现的越式几何印纹硬陶、东汉青瓷，都足以证明古越人卓越的陶瓷工艺成就。但如何运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去揭示当时的制陶工艺，是一个学术难题。民族考古学者通过调查靖西等地现存的壮族古老手工烧制陶器的状况，通过细致的比对研究，复原了先民制陶工艺的一段流程，从而为解决壮族制陶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民族志依据。[19]49研究壮族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发展，更离不开考古发现。例如，目前广西学者已经用充分的考古资料证明，青铜时代是壮族先民由原始社会解体过渡到方国酋邦社会形成和繁荣发展的时期。[20]167又如，岭南先后发现过一批历史时代的城市遗址，有些城市应当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如越南河内北部发现的古螺城，一般认为是安阳王(蜀王子泮)率军南下在骆(越)王故城的基础上再建的王都。[21]280更多的城址，则是中央王朝在岭南各地推行地方郡(州)县制的反映，也是壮、侗等各族先民与汉族先民互动、融合发展的古代社会缩影。例如，《后汉书·马援传》说：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又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可见东汉初期各郡县治所有城邑已是十分普遍。同传又载：马援在平定交趾地区的叛乱后，“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再如，广西浦北县南流江畔的越州故城遗址，就是南朝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越州刺史陈绍伯建立的，在隋唐时期仍然十分繁荣。《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江郡，本合浦北界也。……元徽二年以(陈)绍伯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这是在州县制下，汉地方官统治当地壮族先民的写照。[3]322又如，广西各民族酒文化丰富多彩，在先秦两汉，岭南酿酒业已有较大发展。据蒋廷瑜等诸先生研究，广西武鸣、兴安、恭城等地就出土了一批商周青铜酒礼器。贵县汉墓的《从器志》载有“厨酒十三罂”,还出土一件酿酒工作灶台模型，十分形象地展现了酿酒作坊生产的过程。《楚辞·九歌》记载：广西古越人以肉桂所酿之桂酒在战国时已被楚人用于祭奠之礼。上古汉语又称“酒”为“醪”(《说文·酉部》云：“醪，汁滓酒也。”),而今之壮语的“酒”发音为“lou”,与上古汉语的“醪”(lou,来纽幽部)读音相同，两者当为同源词。这意味着壮族先民应当是中国酿酒的最早发明者之一。
再如，岭南汉墓已经多见有随葬鸭子等家禽的冥器，但还不足以说明谁是最早的驯养者。后来，我们结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22],就可以确定，最先将野鸭驯化为家鸭的，也是壮族先民，而且家鸭的驯养是由南向北传播到中原的。这是壮族对中国古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4.壮族古代宗教与壮族麽经的研究。研究壮族先民的古代宗教，也离不开考古资料。例如，有学者就指出，左江花山壁画就是古骆越人举行农业祭祀的写照。广西柳江东汉墓出土的神人面具，就是后世壮、瑶先民傩面具的先声。壮族传世鸿篇巨制《麽经布洛陀》，其成书年代和叙事背景，它何时掺入了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因素，还有书中记载的壮族先民的穴居、人工取火、发明冶铜术等等，都必须要结合考古发现才能得到科学的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