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小朝廷，大问题

　　如果说满人入关前的历史是清史之首的话，溥仪小朝廷时期就是清史之尾。对于清史之首的研究，诸多学人浓墨重彩;对于其尾，人们只不过是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团花絮。

　　从1912年2月宣统帝退位，至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小朝廷在北京紫禁城内廷①部分存在了12年多。既往研究中，溥仪小朝廷(即逊清皇室)是作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尾巴”之一，或是伪满政权的背景资料来认识的，相应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于张勋复辟之事，野史笔记则着墨于溥仪等人的轶事趣闻。实则，小朝廷不仅是北京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北洋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实体。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下称《优待条件》)，清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所谓“宫禁”，即紫禁城的内廷部分;《优待条件》规定，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其政治权力限于内廷，社会活动也大受限制。尽管如此，作为内部分层明显的政治实体，小朝廷仍然保留着各类缩微机构，发挥自身的各项功能，并且与外界社会发生比较复杂的关系。

　　以往，人们习惯以“复辟”之事来概括小朝廷的政治活动，认为其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颠覆民国、复辟清朝来实施的。实际上，这种僵化观点无法使人真正认识小朝廷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实施。固然，复辟与小朝廷如影随形，但是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在客观上超出了复辟所限定的框架，如避免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安抚遗老遗少、改善与外界社会的关系等，其内部结构处于成员分化、权力再分配和观念变革的演变过程中，还有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人的介入。所以，小朝廷虽然存在时间短暂，活动空间狭小，但其政治活动绝非可用“复辟”一言以蔽之的。

　　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对封建政治体制的革除是不彻底的，没有达到恩格斯所期望的那种程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1]405。小朝廷的出现是当时南北双方协商的结果，有别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的“满洲国”。

　　关于溥仪小朝廷的研究，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现就与本文有关的成果略加介绍。

　　(1)关于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关系。章开沅、刘望龄于1964年就民初“遗老”的复辟活动发表文章，该文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但是注意到复辟势力对社会舆论的争夺。[2]有学者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的关系入手，分析小朝廷复辟意识强化的原因，认为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从稍加控制到放任不管，冯玉祥的驱逐行动造成了刺激溥仪勾结外人、图谋复辟的消极后果。[3]有人以清史馆设置的曲折过程为视角，探讨了袁世凯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微妙关系。[4]

　　(2)关于逊清遗老的心态和行为。这类研究的范围不限于北京，那些散居于京津沪和青岛等地的遗老往往被作为一类具有共同政治符号的人物加以研究，有人曾经探讨遗老们的生死节义观，认为他们的观念很难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同。[5]当然，作为民初一个饱含历史信息的特殊阶层，关于逊清遗老的研究仍显薄弱。

　　(3)关于小朝廷的日常生活变迁及其与北京市民阶层的关系。有人认为小朝廷已经趋于时尚化，在生活习俗上与社会民众的心理产生了互动与协适。[6]当然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小朝廷在生活上对外部社会的依赖，两者在社会心理上的某些共性，比如对民国政局动荡的不满，还有小朝廷改善自身社会形象的动机和效果也有待于探讨。

　　(4)小朝廷与北京旗人群体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北京，存在着一个贫困旗人群体，他们对小朝廷多有期待，而小朝廷自顾不暇。[7]829常书红的博士论文论述了北京旗人贫富分化的过程，并批评北洋政府救济旗人的作为不力。[8]但小朝廷何以未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而是自甘封闭或者祈求渺不可及的复辟，正是我们应当着力探讨的。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J.M.Rhoads)所着《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其中涉及满汉关系对北洋时期政治变化的影响，值得关注。①关于民国时期北京社会史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开始触及，但是对小朝廷的社会活动仍未予以应有的关注。有人注意到依附小朝廷的前清宗亲勋贵在民国时代的败落现象及其原因，但未将触角深入到紫禁城内部。[9]5-8有关北京的综合性、通史性研究，例如近年出版的《北京通史》，或许是受体例限制，也未能充分展开对小朝廷历史的叙述。

　　(5)相关资料与记载的不断出版。其中，溥仪师傅、英人庄士敦于1934年所着《紫禁城的黄昏》①以及清宫史专家秦国经所着《逊清皇室轶事》②[10]等书，既有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虽然经过老舍等人的润色加工，仍然比较真实地透露了溥仪在紫禁城成长时的心态并且披露了小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③一些满族文学家描写民国北京旗人生活的文艺作品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如老舍生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和颜一烟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

　　简言之，关于小朝廷之政治史(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探讨和资料整理上都处于有待拓展的阶段。例如，众所周知，日本是溥仪等人叛逃的“推手”，但日本是如何利用小朝廷与民国政府之间日益破裂的关系，由暗转明、由浅变深地步步介入小朝廷的政治活动，最终实现对溥仪等人的掌控的?小朝廷的内部机制如何运作?还有，以往研究偏重于溥仪和某些知名遗老如陈宝琛、郑孝胥等的关系，对其他小朝廷人物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例如小朝廷中的同光两朝后妃，只是对隆裕太后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有所述及，但对四大太妃的争权活动却鲜有关注;小朝廷的重大公开社会活动带有宣示自己合法性的目的，如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一白一红两大典礼，人们往往从逸闻趣事角度加以描绘，很少有学者揭示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

　　故而，“复辟”一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小朝廷政治活动的认识。小朝廷虽然是一个“封建”堡垒，但并非不可转变。张勋复辟失败后，随着一些遗老的陆续故世，溥仪逐渐成长，谋求复辟的欲望已经开始淡化，小朝廷青年成员更多的是追求时尚生活，对复辟无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若假以时日，随着顽固复辟分子影响力的衰微，小朝廷最终放弃复辟的努力，谋求在民国体制内继续存在并非没有可能。后来冯玉祥、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虽有“反君主反封建”之名，实则为渊驱鱼，造成对于国家民族的灾难性后果。

　　展开对小朝廷政治史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民国政治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实现高度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一现实命题。因为，民主共和制度的完善不仅体现在对封建专制的铲除上，也表征于对异己群体的宽容与和解上———有效宽容是传统、保守的政治实体向着良性、现代性转化的条件之一。

　　一、转型:从大帝国到小朝廷

　　1912年2月，根据南北和谈达成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暂居宫禁”。这不仅是一次全国政权的和平交接，也是一次比较顺利的制度与社会转型。

　　这一政治转型具有积极意义，避免了大规模的血腥政治报复，使得武昌起义后各地的满汉仇杀骤然停止，比较顺利地开启了民国时代。至于民国政府优待清室并保留尊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有成例可循。曹魏代汉，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11]《文帝纪》　。西晋取代曹魏，20岁的曹奂退位，被封为“陈留王”，以58岁之龄善终于洛阳金墉城。但更多的王朝更替故事是处死前代帝王，或驱逐于边疆荒徼，尤其是清朝初立，曾经不遗余力地网罗诛杀明朝藩王和宗室。因此，逊清皇室没有遭受大规模报复，能在北京享受优待条件算是极为幸运的。岑春煊曾感叹:

　　“以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之国，犹复优待清室，不失尊荣，以视前朝易姓诛夷之惨，相去何止天渊。”[12]37即使放在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转型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溥仪退位不久，“一战”爆发，最终导致俄罗斯、奥匈、德意志和奥斯曼土耳其这“四大帝国”相继瓦解，残酷的政治报复和镇压紧随其后，这些帝国的末代皇帝或逃亡，或遭杀戮。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眷属就被苏俄政府秘密枪杀，大批沙俄贵族纷纷逃亡，在国外成为落魄余生的“白俄”。因此，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为当时国内各地处理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示范，一度波及全国的满汉仇杀也迅速平息;①同时也是现代世界舞台政权和平更替的良好例子。

　　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还极大约束了复辟势力。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些政治势力往往利用被废帝王的非正常死亡或下落不明来拥立新君，扩大号召力。小朝廷继续居留北京，使溥仪和隆裕太后依附于民国政府，在客观上堵塞了一些遗老遗少在外地另立宗室子弟为帝，建立与民国政府对抗的割据政权的可能。即使张勋复辟得意一时，也很快灰飞烟灭。试想，如果存在一个有能力与民国政府长期对峙的复辟派，与袁世凯死后的连年军阀混战纠结于同一时空，中国更会平添诸多混乱与悲剧。当然，从小朝廷的角度来说，这一转型是被迫无奈的。

　　民国政府在优待小朝廷的同时，也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阻隔了其参政权，只是在体制内为个别遗老设置了职位，如荫昌担任大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代表政府出入宫廷，向小朝廷宣达公文或参与庆吊之事。小朝廷的政治活动空间也日益狭小。与帝国时代相比，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空间被挤压于紫禁城内廷，当时从属小朝廷的土地尚有颐和园、太庙、帝陵、沈阳故宫、热河山庄等处，但是这些区域互不连接。而民国政府迟迟没有履行将小朝廷安置颐和园的承诺②，小朝廷的公开社会活动实际上都在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中。所以，尽管小朝廷当时处于首都的中心区域，但已经改变不了它被边缘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