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源的萎缩是小朝廷政治转型的直接产物。小朝廷丧失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再也无法动用皇权来征收税赋和贡品，“皇家”生活又要保持体面，供养大批非生产性人员，而政府拨款经常不能足额到位，甚至屡屡拖欠，极大地限制了小朝廷的政治运作和日常生活。

　　小朝廷的转型是在外松内紧的环境下进行的，还伴随着主要成员生命之新陈代谢和观念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小朝廷失去了帝国时代的权威，但在政治运作上又明显保留帝国传统，《大清会典》依然是小朝廷的政治和日常活动的法规依据，尽管事实上许多条文已经无法实施了。

　　二、小朝廷的内部分层与管理

　　政治并不限于对全国性事务的管理，对某一群体的管理亦属于政治范畴。有人这样定义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个人和群体对这种治理所具有的控制力的相关安排。”[13]9可以看出，虽然小朝廷丧失了统治全国的功能，但是仍然具有管理内部事务的功能。处于狭小空间的小朝廷，内部仍然有着明显的上下主次关系，其内部分层主要包括:

　　(1)幼年“皇帝”溥仪和其他青少年宗室成员，如入宫伴读的溥仪胞弟溥杰、载涛之子溥佳和溥伦之子毓崇等。他们普遍低龄，性格处于成型期，对外界事物比较好奇，比较反感琐碎而刻板的宫廷礼仪。但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容易受人摆布操控。

　　(2)步入中年的宣统朝少壮亲贵，如前监国摄政王载沣、前军谘部大臣载涛、前度支部大臣载泽和溥伦等。这些人虽然曾经操控军政大权，但在政治上缺乏远见和能力，对复辟事业抱有悲观情绪。溥仪退位前夕，这些年富力强的亲贵成员基本上没有参与事关王朝命运的协商，而是听任隆裕太后与袁世凯讨价还价。这种怯弱心态基本上贯穿于他们的余生。

　　(3)同治光绪时期的后妃，这些人有隆裕太后叶赫那拉氏、端康太妃他他拉氏(光绪帝瑾妃)、庄和太妃阿鲁特氏(同治帝珣妃)、荣惠太妃西林觉罗氏(同治帝瑨嫔)、敬懿太妃赫舍里氏(同治帝瑜妃)。这些曾受慈禧太后长期压制的同光两朝后妃，在小朝廷里颇有权力欲望。

　　(4)在紫禁城效力的非宗室遗老大臣，如陈宝琛、郑孝胥、陆润庠、绍英等。这些人均系帝国时代的“忠臣”，官场斗争经验丰富，在政治上极度仇视民国，但在是否托庇外国势力以求复辟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5)宫内太监宫女仆役等下层人物。虽然《优待条件》中要求小朝廷不得再接收阉人入宫当太监，但原先留存的宦官由于身体残缺，已经无法走出紫禁城，融入社会。目前由于资料所限，小朝廷内的太监数目不详。①深得慈禧和隆裕两朝太后信任的大太监张兰德(即小德张)曾是袁世凯重点收买的对象。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就通过小德张向隆裕吹风，加重她对革命的恐惧心理，迫使其步步退让。公允而言，虽然小德张是出于私心而听从袁世凯的嘱咐布置，但是客观上却消除了皇室的不必要抵抗，为民国顺利取代清朝铺平了道路。1913年，小德张离开紫禁城后，小朝廷就再也没有出现能深度干预政务的大太监了。但仍有太监卷入到宫廷内部的矛盾之中。小朝廷里比较出名的宫女当属溥仪的乳母王连寿。这个出身农家的女子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由于溥仪对她的高度依赖(溥仪实际上是把她当做母爱的唯一来源)，因此她多少能用自己的母性来感化任性而又迷惘的溥仪，曾多次出面缓和溥仪与太监们的紧张关系。当然，这个善良女人的力量终究无法阻挡溥仪在政治上的步步下滑。

　　在上述五个群体之外，我们还要提到英国人庄士敦。尽管这个个性孤僻而又倔强的前威海卫租借地总督在紫禁城里实在构不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但他凭借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强势背景，对溥仪等青少年成员从观念到身体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拉近了小朝廷和东交民巷公使团的距离。

　　围绕着小朝廷事务，宫内各色人等滋生出一系列尖锐的矛盾。溥仪退位后，小朝廷政务仍由隆裕太后垂帘主持，但她在政治上既无远见，又无胆识。她的小叔子载涛回忆道:“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14]83与亡夫光绪帝的长期不和②，也加深了她的负面形象，所以她在宫廷内外人望甚低。

　　由于活动空间狭小，同光两朝后妃可以经常与溥仪见面。清朝严格实行的太妃太嫔必须和嗣皇帝回避的制度事实上已经无法实行。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拥有嗣母身份的隆裕太后可以掌控溥仪，其他太妃也可以对溥仪这个兼祧同治和光绪两朝先帝的嗣皇帝施加影响。1913年2月隆裕太后抑郁而终后，健在的同光两朝太妃在宫中展开明争暗斗，人称“四宫之争”。这些太妃无不想方设法争取溥仪站在自己一边。其中，瑜妃比较咄咄逼人，“闻四妃之中，瑜贵妃口才颇长”[15]。办理隆裕丧事期间，宫内就传出瑜妃将成为皇太后的消息。　①但这些太妃毕竟长期生活在狭小的紫禁城里，不似慈禧阅历多，见识广，因此她们对政治事务操作的复杂性缺乏感性认识。在四宫太妃看来，小朝廷政治就是放大了的贵族家庭事务，因此她们也只是在琐碎的宫廷日常事务上喋喋不休，意气用事，对事关小朝廷命运的优待、复辟等问题却鲜有主张，唯唯而已。

　　溥仪在遗老大臣支持下，抗拒太妃们或明或暗的控制。随着年龄增长，溥仪和太妃们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尤其反映在“立后”问题上。这些太妃在溥仪的婚事上，各自施加影响和压力。

　　溥仪起初中意额尔德特氏的文绣，敬懿太妃甚为高兴，端康太妃却加以反对，向溥仪推荐来自郭布罗氏的婉容。溥仪很不乐意，但经过王公大臣劝说，最后分别将婉容和文绣封为“皇后”和“淑妃”。溥仪可以说是以苦涩的心情步入大婚殿堂的，此事在其心中留下了阴影。

　　随着一些遗老大臣和太妃的病故，加之大婚后的溥仪已经取得亲政权力，溥仪在生活观念上屡屡与长辈发生冲突，但是围绕实现复辟这一命题上，小朝廷仍然具有共识。而且，小朝廷的生存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溥仪和其他成员的相互依赖。

　　由于在国家政治上无法作为，小朝廷所能处理的政务仅有日常宫廷琐事和遗老奏陈。此时军机处和内阁已不复存在，谕旨发布和接收奏章就由内务府负责，宗人府则继续负责宗室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事务。内务府和宗人府遂成为小朝廷的两个主要机构。

　　主持日常事务、掌管经费收支的内务府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亲贵和遗老各自争取的对象。内务府理财乏术，贪墨横行，庄士敦极为鄙夷地将其比作“吮干了王朝血液的吸血鬼”[16]157。尽管如此，内务府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控制溥仪等人的活动，当一名太监露出溥仪和溥杰兄弟将离开紫禁城出洋的消息时，就立即加强宫门戒备并发动王公后妃出面阻拦，致使溥仪兄弟出走计划落空。在前清，内务府分设多个部门，人员众多。②此时，内务府不得不进行缩编，以节省经费。

　　1914年7月9日，小朝廷以溥仪名义颁布缩编减员谕旨，将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苑归并于内务府，各司处共裁撤272人。1922年，内务府再次裁减308人。[10]10-11宗人府职责主要是负责皇室成员的各种事务管理。1913年，宗人府成立清理王公田产调查所。1920年，成立玉牒处。由于经费短绌，宗人府的日常运作极为艰难。尽管如此，宗人府在扶助贫困宗室成员的工作上，还是有所贡献的。宗人府曾将遵化清东陵附近的195顷荒地分给无业宗室成员，招商开垦。1919年，宗人府利用出租东陵荒地的租金成立教养工厂，帮助一些宗室成员学习自食其力的技艺。但总体来说，小朝廷对扶助贫困宗室成员和普通旗民的工作重视不够，反而以巨资用于奢侈生活、重大仪典或收买国内外政客以换取对复辟的支持。一面是挥霍无度，另一面是下层宗室成员和普通旗民的贫困，导致小朝廷与旗人群体的进一步疏离。

　　小朝廷内部贵族与太监之间的主仆关系也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民国政府一再要求小朝廷废止太监制度。1915年12月，即将称帝的袁世凯重申:“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着即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17]148。但小朝廷要严防男性仆役“秽乱后宫”，对此置若罔闻。当时还有少数贫困男童被家人私自“净身”后，送入宫中作太监，如所谓“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是其中之一。①宦官制度的顽固存在，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奴才”卷入宫内矛盾。四宫太妃就仿效慈禧，指派亲信太监暗中监视溥仪。一些品行不端的太监屡屡盗窃宫廷古玩字画，更是引起溥仪等人的恼怒。1923年7月，溥仪下令遣散大部分太监，终结了非人性的宦官制度。

　　三、小朝廷的政治观与政治社会活动

　　北洋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反思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挫折并寻求新的救国之路的时期。小朝廷在此期间也在观察民国政治的演变，但其政治目的不是“救民”，乃是“救己”，即恢复清朝。由此，仇视民国与渴求复辟构成了小朝廷政治观的两大支点。

　　小朝廷对于大权旁落、经济支绌的状况十分不满。载沣曾对溥杰说:“清朝现在是完了，过去英国并吞印度，印度王公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可我们现在怎样呢?”[18]20隆裕太后生前对轻率出让统治权十分懊悔，屡屡自责，以致抑郁而终。1917年，64岁的前东三省总督锡良临终前上遗表:“辛亥以来，臣心不死，臣力已衰，废疾遽膺，于兹六载。……臣惟愿我皇上，本尧舜之天资，守祖宗之成训，使圣功王道日进无疆，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9]1344。

　　小朝廷成员和散居各地的遗老用种种方式表达对民国政府的抗拒。小朝廷在紫禁城坚持使用宣统年号，拒绝使用民国纪年。住在杭州的前广东监察御史陈曾寿要求避溥仪名讳，敬缺“仪”字末笔，并且不准提当时已经通行的“前清”和“满清”之类词语，而要称“本朝”。[20]5立志效忠小朝廷的遗老彼此以气节相互激励。连年军阀混战、外交屈辱、民生艰难等严酷现实为小朝廷提供了复辟的依据。赵世骏在醇王府给溥杰讲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时，就与当时的混乱政局联系起来:“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当时年仅10岁的溥杰问道:“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么?”赵世骏就答道:“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18]20可见，逊清遗老对民国的仇视是有现实基础的。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央政权自然无法消弭国家裂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小朝廷。②当然，也有一些遗老对复辟表现漠然，并多少接受了民国统治的事实，如晚年那桐在日记中并未表露对民国的仇视，而且坦然使用民国纪年(有时也用宣统纪年)。1914年初，那桐怡然自得地说:“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甚至写下“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这样及时行乐的对联。[21]7651917年7月，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迫使黎元洪下台，拥戴溥仪“重登大宝”。张勋的一时得手，使得小朝廷和旗人贵族家庭兴高采烈。满族女作家颜一烟在《盐丁儿》中对此有着精彩的描写。[22]24张勋复辟失败后，小朝廷复辟前途更加渺茫。即使对民国政局深感失望而又倾慕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如杨度也不敢贸然赞成恢复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宁可主张由一个强而有力的袁世凯来走拿破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