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内难以寻找援助，一些遗老们开始求助于外国势力，希望溥仪能重演夏朝的“少康复国”故事。后来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的陈宝琛在为溥仪讲授《御批通鉴辑览》中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求助，协助少康复兴夏朝的故事时，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18]20。这种说教使得溥仪更加滋长借助外援实现复辟的念头。

　　庄士敦讲说的欧洲君主历史也强化了溥仪借助外援实现复辟的念头。庄士敦不仅带来了西式生活方式和观念，而且也带来了欧洲君主制观念。他在给溥仪兄弟讲授英语的同时，曾讲述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故事。在欧洲，英国与荷兰都是以君主立宪制取代一度成立的共和制而延续至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复辟历史无疑会吸引溥仪等青年宗室成员的眼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溥仪兄弟萌生离开紫禁城、出洋求助的念头。由于荷兰公使馆曾为张勋提供庇护，因此溥仪兄弟首先把荷兰视为可靠的求援对象。溥杰曾登门拜访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请求荷兰政府提供便利，协助他和溥仪前往英国留学，欧登科欣然同意。庄士敦获知此事并质问溥仪后，也未作反对。在预定出走的当天晚上，欧登科在紫禁城外等候，岂料太监泄露机密，使溥仪兄弟出走失败。实际上，如果溥仪兄弟成功出走海外，恰恰是民国政府乐意接受的结果，因为按照近代中国政治思维惯例，政治异己一旦离开，甚至长期定居国外，对国内的政治影响将大大下降，而且可以使当局避免背上迫害政治异己的舆论指责。

　　有些遗老萌生利用姻亲关系来换取外国势力对复辟的支持。寓居青岛的劳乃宣曾建议溥仪跟德国皇室结亲，以“德皇驸马”的身份取得德国对复辟的支持。由于当时德国败局已经日渐明显，所以劳乃宣的建议被四宫太妃斥为荒唐。但“外国驸马”之梦后来却在日本人的手中实现了。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溥杰和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结婚，此为后话。

　　由于复辟一时无望，小朝廷不得不试图通过公开的社会政治交往来改善自身形象并争取国内军阀政客的支持。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小朝廷对其寄予厚望。然而，徐世昌无兵无卒，自身难保。小朝廷转而把实力派军阀作为重点争取对象。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在洛阳过50寿辰，小朝廷派福启为代表，前往洛阳祝寿并赠送厚礼。次年，小朝廷又向吴佩孚赠送宫藏的无量寿佛像。[10]4310月，曹锟“当选”大总统，小朝廷不仅致电祝贺，还在曹锟进京后派载润携书前往总统府祝贺。盘踞东三省的张作霖也是小朝廷重点收买的对象。小朝廷曾多次以各种名义向张馈赠厚礼，希望这个驻守“龙兴之地”的军阀能支持复辟。①一些从清朝臣工变身的民国军政要人对小朝廷多少怀有恻隐之情。例如冯国璋，在煤渣胡同的住宅客厅里，把红顶花翎官帽放在四足帽架上，还用一块紫色“帽袱子”盖在这顶清朝官帽上;他还把“短短的小辫”一直留到1912年8月即将前往天津就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23]865“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更是把辫子留到了1915年，以履行自己为清廷守制三年的承诺。[24]909这些怀旧和恻隐之心毕竟不能形成气候，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北洋要人对小朝廷的感情日渐淡漠。即使像冯国璋这样怀念“故君之恩”的人，当上大总统后，也就不再流露对清廷的眷顾之情了，毕竟张勋复辟失败是覆车之鉴，为了巩固权力，冯国璋自然不能在反复辟问题上有所动摇，授柄于其对手、“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继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只是和小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小朝廷还曾试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现和解。1912年，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进京。消息传出后，小朝廷亦做出积极回应，内务府筹备接待孙中山一行的筵宴。孙中山抵达天津时，那桐把自己的住宅借给五族共进会，用以宴请孙中山。[21]728孙中山和载沣的会面是当时颇为引人瞩目之事。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由步兵统领江朝宗陪同，前往醇王府拜访载沣。晤谈中，孙中山称赞载沣自动退位的明智之举，并称自己将从事实业建设。①载沣仅是寒暄，没有发表任何政见。事后，载沣在日记中记述:“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在座”[25]120，未再提供更为详细的内容。13日，载沣在江朝宗陪同下回访孙中山。遗憾的是，关于此次回访的谈话内容，至今未见有相关史料记载。②尽管目前史料尚不能为我们提供孙中山与载沣会见的详细内容，但是二人的会见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孙中山在赠送载沣的照片上题写“醇亲王惠存”字样，表明孙中山承认保留的清室爵号，对优待清室的政策有所赞成。

　　小朝廷对孙中山的看法也似乎有所改变，此后很少见到小朝廷对孙中山加以人身攻击。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也很少以小朝廷作为抨击对象。当然，张勋复辟期间，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宣布与复辟势力不共戴天。当时真正和小朝廷纠结不已的政治主体恰恰是被北洋旧臣所操控的民国政府，双方矛盾成为外国势力介入的突破口。

　　外国势力的介入是小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幕。小朝廷曾寄望于欧美列强，庄士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紫禁城的。然而，他的活动更多地带有个人色彩。小朝廷与日本的关系则在小朝廷后期的一系列事件中迅速升温。1923年8月，溥仪聘请日本武师松本桥子入宫教习日式武术。

　　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溥仪向日本政府捐赠了价值不菲的古玩字画，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表大正天皇入宫向溥仪致谢。1924年1月，皇太子裕仁大婚，溥仪向日本皇室致函祝贺。

　　善耆和溥伟等一些寓居日占旅大租借地的遗老遗少，把日本视为支持复辟的可靠后盾。日本人的介入完全是为实现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早在清末，一些日本人就和清宗室往来密切。川岛浪速就和肃亲王善耆成为结义兄弟，善耆的女儿金璧辉也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兼情妇，起名川岛芳子。后来，在关东军操纵溥仪潜往东北之后，川岛芳子协助“皇后”婉容潜赴东北。身在紫禁城、追慕欧洲贵族生活的溥仪尚未确定投靠日本人，被驱逐出宫后不久，与日本人往来密切的郑孝胥即策划护送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最终使溥仪成为日本人操控的一个筹码。充满复辟意识的溥仪等人完全被日本人的“善意”所迷惑，一步步落入其彀中。

　　四、小朝廷与外部社会:红白仪式的政治宣示

　　小朝廷在有意缓和与民国政府之关系的同时，又通过重大仪典来向社会公众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两场仪典不仅极为铺陈，而且都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1913年2月22日，年仅46岁的隆裕太后病逝。此时距溥仪退位仅一年时间，小朝廷内对她答应宣统退位之举颇有非议，隆裕抑郁以终，临终时仅溥仪、世续和两三名宫女在旁。隆裕中年而亡自然算不上“喜丧”，但是却为小朝廷提供了博取社会同情的机会。小朝廷按照典制来操办隆裕的身后之事，为隆裕上谥号“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庙号为“景皇后”。袁世凯为了强调自己从清朝继承而来的“正统”，并暗中否定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的合法性(隆裕死后不久发生宋教仁被刺案)，有意识地把隆裕描绘成一个深识大体的人物，甚至把促成共和之事也归功于她:“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26]174副总统黎元洪唁电称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又送挽联云:“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更是发表公启称:“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他还提议并主持了在太和殿举行的全国国民哀悼大会。各地军政要员也纷纷向清室发来唁电，或是赴京参加葬礼。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称:“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

　　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27]总之，这些公开发表的政界言论无不高度肯定隆裕太后生前的退位之举，无形中也重申了优待清室的政策。正是在这种人为制造的舆论环境下，袁世凯下令“以外国君主最优礼遇”来协助小朝廷举办隆裕丧事，要求各级官署下半旗二十七日，官员缠黑纱致哀。又召开国务院特别会议，提议:“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提案。

　　民间报刊舆论对隆裕太后的评论也多以正面为主。《中国日报》称:“秉性柔懦……惟清廷退位，后力居多，将来共和史中亦不失有价值之人物也。”《亚细亚日报》称:“隆裕太后去岁不为亲贵浮言所动，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今一日崩御，我五族国民，当同情哀悼。”[15]这些颇有过誉色彩的评论有助于强化社会公众对于小朝廷的同情。

　　1922年溥仪即将大婚，载涛担任大婚筹备处总理，将出售奉天圈地所得的20万元用于大婚支出。遗老赠礼万元以上的有陈伯陶和张勋等，陈夔龙、李经迈和刘翰怡原承诺各赠送1万元，后实际赠送5000元。民国军政要人也纷纷以私人名义致贺赠礼，如徐世昌赠金2万，张作霖赠金1万。时任大总统黎元洪派黄开文入宫致贺，赠送礼品8件并赠送对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