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朝廷铺张筹办溥仪大婚典礼，是颇有深意的。有人认为，当时由于国会议员骆继汉提出取消优待清室的议案，引起小朝廷恐慌，担心国会将通过该项议案，就以筹备大婚来揽财。[28]实际上，小朝廷筹办溥仪大婚不仅是为了募集资财，解决财政困难，还有向公众再度宣示自己合法性的用意。尽管民国政府派人以官方身份致贺，允准小朝廷仪仗通过街衢并派军警人员维持秩序，但对溥仪大婚加以种种限制。按照大清典章制度规定，新婚皇后及其仪仗必须通过前朝诸门，民国政府只允准自东华门入紫禁城。尽管如此，溥仪大婚的典礼还是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许多市民拥挤在街道两边一睹为快。“小皇帝娶娘娘”一时间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这两场红白仪式一度扩大了小朝廷的政治活动空间，向公众宣示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更暗示了未来复辟的“合理性”。对众多北京市民而言，小朝廷奢侈铺张的红白仪式不仅提供了一种怀旧追昔的机会，也淡化了人们对小朝廷的反感，特别是溥仪大婚，更是消减了张勋复辟给北京市民带来的惊扰记忆。

　　余论

　　相对于民国政治体制而言，小朝廷是一种政治异端。对于异端政治力量的宽容，本身就是共和制度的应有之义。应该说，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

　　问题是，民国政府既没有向小朝廷适度开放政治空间，充分给予合法权利，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消泯其复辟意图。冯玉祥、鹿钟麟通过驱逐溥仪出宫结束了小朝廷在紫禁城这一小片区域的合法存在，使得其成员进入一个茫然无助的空间，表面上看来是铲除了“帝制”的最后象征，实际上是迫使怀抱复辟之心的溥仪真正走上复辟之路。正如美籍华人学者段义孚所说:“空间的开放性提示未来，启发人积极行动。然而空间的旷阔与自由亦能带来负面的无助与恐惧感。”[29]54驱逐溥仪的行动客观上是为渊驱鱼，把早已心怀不满的溥仪等人赶进了日本人的网罗之中，为日后中国政局演变设下了一个极具威胁性的机关。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乾隆、慈禧都遭到剖棺毁尸的厄运，而国民政府对这一引起公愤的恶性事件处置不当，未能妥善安抚溥仪，致使溥仪等人更加仇视民国。所以，对小朝廷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恰恰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和长期化。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章开沅、刘望龄:《民国初年“遗老”们的复辟活动》，《江汉论坛》，1964年4期。

　　[3]喻大华:《论民国政府处理逊清皇室的失误》，《史学月刊》，2000年3期。

　　[4]伏传伟:《新朝与旧主的抉择———清史馆设置的缘起与赵尔巽的就任》，《学术研究》，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