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壮族艺术史与壮族美学研究。广西考古发掘，呈现了大量精美的民族艺术品和音乐舞蹈资料。如各遗址墓葬出土的凤灯、蛙饰铜鼓、筑、弦琴、竹笛、瓷腰鼓等，皆弥足珍贵。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蒋廷瑜、吴崇基的《铜鼓艺术研究》、郑超雄的《壮族审美意识探源》等系列论着。

　　6.壮族工艺文化研究。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既是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先民生产斗争和聪明才智的体现，其中的手工艺巧夺天工，门类繁多，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广西工艺文化》[23]1-3等工艺史论着。例如，壮族先民的陶瓷业生产历史悠久，其成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宋代，考古发现的广西陶窑及其产品众多，永福窑田岭出土的瓷腰鼓就是现存之壮族“蜂鼓”.又如，壮族先民的纺织业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广西汉墓出土有多种丝织锦缎和布料，历史上的壮锦对着名的“蜀锦”也产生过影响。而且，两广和越南北部出产的“越布”(细葛布),历代都是朝廷贡品，如有郁林的“龙凤葛”[24]等。今后若进一步加强研究力度，是可以形成壮族陶瓷、玉石、纺织工艺学等研究分支的。

　　7.壮族建筑文化研究。在新时期壮学发展的过程中，壮族建筑文化研究也异军突起，如有覃彩銮等诸先生撰写的《壮侗民族建筑文化》[25]1-5、《壮族干栏文化》等论着。壮族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今天仍然值得保护、传承和弘扬。《史记·封禅书》曾载：汉武帝统一岭南之后，在京城长安重修柏梁台时，就采纳了越巫勇之的建议，“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乃立神明台、井干楼……辇道相属焉。”井干楼就是岭南越人的干栏式建筑，其干栏建筑和屋顶的鸟饰艺术形象已见于骆越铜鼓纹饰，两广和越北汉墓出土的许多干栏建筑、城楼模型冥器，皆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也可为古今壮族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传承发展研究提供直观的实物史料。

　　结束语

　　迄今为止，前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就，限于篇幅，广西考古学研究对壮学建立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笔者也实难一一列举。在本文结束之际，笔者最后强调一下今后应当继续努力探索的方向。

　　事实上，要使壮学发展成为历史积淀深厚、门类齐全、可持续发展的学科，许多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继续夯实，许多学术理论问题尚待学者们去继续探索阐明。作为民族考古工作而言，仍然是要将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资料转化为历史性的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是考古专家还需要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多学科的专家在立足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更要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提高阐明学术问题的能力。因此，不断提升学科的专业化和整体化水平，这是建设新壮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广西学者都意识到，我们在壮学领域的许多专题研究方面，如政治制度、宗教、艺术、物质文化、天文历法、科技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壮学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扩大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更要加强跨境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古今壮族的分布和社会发展是动态的，也不局限于广西地区，尤其是在东亚南部还存在着可以拓展的巨大研究时空。就此而言，今后的考古发现仍将会层出不穷。因此，考古学研究对于开拓壮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深化壮学的研究，仍然将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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