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学者经常提出一些实证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柏拉图写作《理想国》?马基雅维利什么时候写下了《论李维》?杰弗逊的所谓“美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些问题当有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的答案是否正确。

　　因此,对思想史学者而言,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本篇论文的核心主旨,就是我们必须积极地通过消减和报告来处理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积累来自不同来源的可靠资料,来衡量那些相互矛盾的解释的可信之处和不足之处,从而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尝试去寻找适合某个实证主义论断的证据来“证明”它。然后,我们应当报告我们论断中的可确定性的程度。当我们解答思想史上的实证主义的问题时,我们并不是在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在告诉他们我们觉得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多强的说服力———这是侧重点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

　　我的基本论证包括三个部分:(1)思想史学者经常做出实证主义的论断;(2)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知道我们的实证主义论断是否正确;(3)我们应当尝试消减和报告不确定性。我主要强调(3),但是对(1)和(2)的正当性简单加以说明将会有所裨益。因此,本篇论文将从讨论思想史研究者做出的实证主义论断的种类(第二部分)开始,然后通过引用柯林伍德和斯金纳,突出实证主义论断的不确定性(第三部分)。我大量修正了金、基欧汉和维尔巴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为了就减少不确定性(第四部分)和报告不确定性(第五部分)提供实用性的建议。随后,我先解释了为什么报告不确定性很重要(第六部分),再提供来自具体研究的实例:诺埃尔·马尔科姆和大卫·沃顿在减少和报告不确定性上做出了很好的实践榜样,这两个人的研究分别涉及到文本写作和作者思想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论断(第七和第八部分)。

　　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论断

　　对思想史研究者而言,有两种实证领域的现象特别重要:行动与思想。我们对于行动的许多关注,都涉及到文本的创作,其中一个议题就是作者身份问题。柏拉图有没有写《第七封信》?休谟《政治论文选》一书的最终版本中,哪些改动是休谟本人所为,哪些是印刷商所做?另一个议题就是年代问题。

　　洛克什么时候写了《政府论》?西塞罗是在写《国家篇》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写了《法律篇》?除了文本创作问题之外,我们有时候还要考察文本的接受问题。麦迪逊读过多少孔多塞的作品?在18世纪90年代,哪些人阅读博林布鲁克的作品,是否有人自始至终都在这么做?

　　另一种实证领域的现象就是思想。我们可以辨析出三种。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诸如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如何思考激情的,弗格森对经济学有多了解,而马基雅维利是否故意错误引用了但丁的诗句。第二种就是动机。为什么帕多瓦的马西略要写作《和平的保卫者》?为什么霍布斯在1640年离开英格兰?第三种则是一个词语、短语、段落或者文本想要表达的含义。T.H.格林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密尔所谓“人作为一种进步性存在的永恒利益”又是什么意思?

　　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史都是以实证式问题为主的。我们也问一些部分是概念性的部分是实证性的问题,比如斯宾诺莎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无神论下一个定义(概念性的),并去分析斯宾诺莎的思想有多么符合这个定义(实证性的)。一些学者,同时主要关注逻辑问题,比如柏拉图的论证有多少根据,或者边沁的论证是否前后一致。不过,这些逻辑问题也常常涉及对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的实证主义论断:比如,我们对于柏拉图论证的正确性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我们对他对公义持何种观点的基础之上。规范性问题可以被视为逻辑问题(比如,西季威克的结论是否由其前提推断得出?)和概念性问题(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否符合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标准?)的某些类型。

　　因此,这两种规范性问题也许包含关于作者思想的实证主义论断。

　　所以,绝大多数思想史研究者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来处理实证主义的议题。

　　三、实证主义论断与不确定性

　　每一个实证主义论断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绝不可能知道哈里特·泰勒对密尔的《论自由》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即使斯宾诺莎说他自己相信上帝,我们还是不能确定他的话是否真实可靠。严格地说,我们不能确定霍布斯写了《利维坦》,尽管我们没什么理由来怀疑。我们甚至不能通过证明推翻客观物质上明显的不可能性。亚里士多德是否翻译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本的《政治学》,同时骑着由腌鱼组成的摩托车?很可能不会,虽然这只有在亚里士多德有一台时光机和一本以鱼为工具的交通手册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排除了这些可能性,而且我们以对待“霍布斯写了《利维坦》”的方式对待这些可能性———一个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的论断,因而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事实。但是,绝大多数的实证性论断都没这么确定。

　　不确定性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永恒的特性。“历史学家不可能对……过去有一个确定的认识”,柯林伍德写道。正如斯金纳所言:“诠释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结果……绝不能是什么类似一套最终的、不证自明的或者不容置疑的,关于任何文本或者任何言语的事实体系的东西。甚至我们最有信心的对于意向性的归因,也不过是从我们可以获得的最好的证据中推断而来,这些是可以随时作废的。”

　　斯金纳批评德里达,认为后者错误地宣称诠释者追求的是确定性。事实上,我们尝试“去建构和证实关于一段话语可能表达的意思的貌似有理的假说”,并认同这样的假说“离确实还差的很远”。确证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斯金纳认为反证是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尼采“我已经忘了我的伞”这样晦涩的只言片语想要表达什么。不过,“我们明确知道这不可能是一个命令或者一个问题,仅仅是因为它在语法上使用了一个错误的语气”。

　　我却不同意这一点:某一种语气下的陈述可以有另一种意思。“约翰有长长的大胡子”听上去只是一个描述而已,但是在1944年6月,这就是一个密码指示:“准备入侵”。这一点突出了不确定性的一个更深入的原因:“无法完全决定性”,一个拗口的词,表达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无法完全决定性,也被称为不确定性,表示对相同的证据总有些不同的解释———以不同的方式将点连成线,打个比喻,化石可以反映进化论,或者可能是上帝把它们放在那里的;一个奇怪的实验结果可能是由于随机错误,或者理论中一个变量的缺失;斯宾诺莎关于上帝的言论也许是真诚的,也许是假的。所以,波普尔是错的:即使是明显弄虚作假的“事实”也可以解释过去。在实证研究中,论证是一个忌语;反证亦然。

　　四、减少思想史中的不确定性

　　接受不确定性是好的,而能够给予回应则更佳。我已经从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将不确定性视为实证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们建议我们试着去通过“提高我们关于政治世界可靠推论的数量”减少不确定性。思想史研究者也可以采取四个行动:(1)去除不可靠的资料;(2)增加可靠的资料;(3)“权衡”资料;(4)比较不同解释的优势与不足。我将简短地讨论这几点;在涉及诺埃尔·马尔科姆的研究时会讨论更多的例子(第七部分)。

　　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排除不可靠的资料意味着:比如,如果柏拉图没有写作《第七封信》,我们就不应当将其视为柏拉图的著作。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定他是否写了———所以排除“不可靠的”资料时,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增加可靠的资料比思想史研究者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可以经常做一些新的实验去得出新的数据,而思想史研究的“资料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不过我们也不应当低估这些可能性。研究霍布斯的学者经常习惯于无视《利维坦》的下半部分和霍布斯其他的著作。集思广益可以阐明霍布斯的评论,因而加强我们对自己推断的信心。在霍布斯数学和政治学论著中发现的类似关于堕落的评论,使得我关于霍布斯对堕落的“认知”概念的论断变得更加可信。

　　权衡涉及对不同种类的资料是否指向同一个结论加以审视。比如,某些霍布斯研究者通过对卷首插画的图像推理补充其对于《利维坦》的文本解读。比较不同解释的优势与不足是必须的,这样可以避免“歌唱比赛”谬误:第一个歌手唱的如此之好,以至于评委没听其他的参赛者就授予其奖项。显然,如果我们只是选择符合某个解释的证据,我们有可能夸大了它的可信度。我们应当寻找我们赞成的解释的优势与不足,也要寻找其他解释的优势与不足。当然,时间和字数限制经常妨碍这样的比较。

　　总的说来,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这一点并不总能做得很彻底,也总是达不到绝对肯定。

　　五、报告思想史中的不确定性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其他主要的建议,就是我们应当尝试报告我们实证性论断中不确定性的程度。我将会大量修正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的解释;不过他们的想法给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起点。“没有一个对不确定性合理的估计”,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写道,“对真实世界的描述或者关于真实世界的因果效应的推理是不可解释的”。一个研究者如果不报告不确定性,“不是他或者她认为自己全知全能,就是他或者她完全不知道结果能否确信。”

　　因此,我们必须给出“关于各个结论中必然涉及的不确定性程度的诚恳声明”。这一立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美:它在一方面过于绝对,在另一方面又过于弱势,而又在第三方面不够完善。过于绝对在于:在缺乏对不确定性的估计的情况下,实证性论断并非“不可解释”。“P导致Q”并不比“P可能导致Q”更难以解释。相似地,“边沁相信幽灵”也并不比“边沁可能相信幽灵”更难以阐明。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的立场也过于弱势: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不确定性“合理”和“诚实”的估计的含义上;不过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却没有更深入探讨这个重要的问题。在我提出(部分)解答之前,我必须陈述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和西德尼·维尔巴的解释中严重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