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解释的理论前提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他关于解释的可信度的论述也不那么确定,其他的也是同样不确定。所以,关于不确定性的合理的估计应当建立在理论前提基础上,反过来这个前提也应当是合理的。语境主义者和施特劳斯主义者拒绝接受对方的理论前提,而他们也可能在对不确定性的估计上产生分歧。很明显,关于不确定性的合理估计是什么并不存在共识。我们应该记住,即使这样概括性的理论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没有人超越混战之上,或者某个作者的写作是否充满神秘主义色彩。

　　简要说来,我们的解释在根本上都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结论,对我们结论不确定性的不确定的估计,使用非系统方法估计不确定性,以及报告这种不确定性的不确定的语言,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无法证明的理论期望之上。我们无法否认或者非难这一点,这是思想史研究的乐趣与痛苦的一部分。

　　六、为什么要报告不确定性,这一点有多重要

　　合理地报告不确定性有四个原因:两个出于读者考虑,在出版之后;两个出于研究者考虑,在出版之前。

　　第一,报告实证研究的不确定性,帮助读者评估该论断的可信度。带着同样的确定性说“马基雅维利写了《君主论》”和“马基雅维利用写讽刺作品的方法写了《君主论》”会令人误解。保守地陈述确定性同样是误导,例如宣称两个选项都是同样可信的,而同时一个明显比另一个更加确定。细心的读者将会看穿这样错误的总结。(而当我们阅读一个以明显的确定口吻提出的论证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实证主义的论断是无法确证的。)学术的实质比报告不确定性更加重要。试想,一个学者严格地分析大量的证据,比较互相矛盾的解释,决定哪一个解释是最有可信度的,却并不将其形容为“极有可能”,而是仅仅宣称这个就是“正确答案”。这并非理想情况,但也算不上什么大错。最后,分析的质量比报告不确定性更为重要。

　　第二,出于研究者的个人利益而应该报告不确定性,因为这样显示了好的“品格”:我们在告诉读者,我们正尝试不要夸张自己的论断,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可能错了。(不论对错,我发现我自己更有可能相信这样写作的学者,而不是那些不这么干的,尤其是在那些我缺乏专门知识的领域。)假如我们已经尽力了,而一个解释依然非常不确定,我们应当告诉读者实情;假如我们或者别的什么人后来发现了更多支持另一个解释的证据,如果没有别的情况,我们将看上去不那么愚蠢。报告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防御机能。

　　第三,报告不确定性让研究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是否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假如我们对不确定性的估计是诚实的,并且能一直注意到我们的推论虽然合理,但不太可能,我们将去寻找更多的证据,做出不同的论断,或者干脆不再发表。不过,假如我们知道自己是对的,我们就更有可能犯错。

　　第四,也是报告不确定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此来提醒我们自己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报告不确定性提醒我们,就实证主义的论断而言,思想史是一个主观的学科:我们不是在告诉我们的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他们我们觉得我们的证据有多么可信。报告不确定性提醒我们,我们也可能是错的;这鼓励我们自我怀疑,这一点在适度应用时,可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的逻辑性一样重要的是研究者的脾性。假如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犯错,我们就更有可能走向对的一面。假如我们心胸开阔,并严格考虑其他的解释,而不是执拗于一个解释,仅仅因为这个解释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更有可能产生出好的学术作品。不确定性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不过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这一切都显示,报告不确定性不比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尝试消减它而认真对待它更为重要。某人谨慎评估各种相互矛盾的解释,选出一个解释,并毫无不确定的报告之;另一个人并没有谨慎评估各种相互矛盾的解释,选出一个解释,并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这二者相比,前者产生了更好的学术作品。

　　现在,我将从对不确定性的理论讨论,转向对优秀的实践案例的讨论。我的两个案例是诺埃尔·马尔科姆和大卫·沃顿的研究,各自主要涉及关于创作的不确定性和关于思想的不确定性。

　　七、诺埃尔·马尔科姆

　　诺埃尔·马尔科姆审慎而细致的分析之所以引人注目,既因为他的研究言之有物,也在于他以一种“明智的”谨慎态度来评估假设。

　　一个此类的例子,是他对《第一原理简述》(以下简称《简述》)作者身份的研究。该书是一部物理学专著,作者与成书日期均不详。斐迪南·滕尼斯于1899年将其归于霍布斯的名下,潜在地改变了我们对于霍布斯的影响、动机及学说的认识。马尔科姆对于该书作者身份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将不同来源的证据“以多视角分析”。这些来源我们可以大致分成两类:物质类(包括笔迹和手稿的变更情况)和文本类(包括思想和术语)。在分析开始之前,马尔科姆以一段令人称道的文字,阐明了应该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当缺少任何有力的直接证据时……所有阐释必须基于建立起一种由不太有力、或不太直接的线索构成的模式;对于该模式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可能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解释。……历史学家在此情形下所能做的,是尝试建立一种模式,以便其中可以毫不费力地容纳所有相关的证据,并尽可能地排除未经证实的假设。

　　马尔科姆的分析基于理查德·塔克和蒂莫西·雷勒的较早之前的著作。后者认为,《简述》的作者是霍布斯的朋友罗伯特·佩恩。马尔科姆同意该书的手稿为佩恩手迹。当然,仅靠笔迹并不能确定作者身份,因为一条令人怀疑的证据显示,佩恩当时誊写的是其他人的著作,然而排除这一点,手稿文本中的改动也在暗示佩恩才是作者本人。

　　尽管如此,马尔科姆仍然相信,仅凭物质类的证据“远远不足以得出结论”。马尔科姆于是转而寻找文本类证据,尤其是文本中的思想与术语。有些学者认为,该书的思想属于霍布斯哲学,他们错误地将视线仅仅集中在霍布斯与《简述》论点中的相似之处;而全面的分析则要求对异同之处都加以审视。马尔科姆认为,总的来看,《简述》与霍布斯的学说“无法简单地联系起来”,而与佩恩的学说则要接近得多。《简述》与霍布斯的著作中,所用术语的不同也十分明显。综合物质类与文本类的证据,马尔科姆得出结论,认为《简述》“很可能是罗伯特·佩恩所著”。

　　摘要中说得更加明确:该书手稿“并非由霍布斯……而是由佩恩所作”。马尔科姆研究的突出之处,还在于他对不同的假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评估。这一点值得重视。阐释总是相对的:不充分确定性意味着,对于同一证据的解释往往不止一种。理想情况下,我们应当对意见相左的阐释都加以评估。马尔科姆关于霍布斯是否翻译了英文版《论物体》的讨论,即是阐释性比较的又一个严肃例证。与此相反,卡尔·舒曼有时只选取一个单独的假设,再去寻找符合该假设的证据,这就使他对于《利维坦》版本印刷历史的断言变得“极为不可信”。

　　上述例子主要涉及文本的创作。马尔科姆对于文中的思想,也即前文所述实证现象的第二种类型,所涉笔墨相对较少。然而在这一点上,关于霍布斯所说的不幸“源自于”想象究竟所指为何,或者霍布斯如何理解“贝希摩斯”、“利维坦”和“人民”,他同样时常试图对其中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的评判。马尔科姆有时十分谨慎:例如,讨论到17世纪20年代的时候,霍布斯与其贵族赞助人中的哪一位在思想上更为接近时,马尔科姆声明“目前缺乏这类证据可以让人充满自信地回答那个问题”。直到1640年,我们对于霍布斯的立场如何“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而间接的证据也“语焉不详或者难有定论”。

　　然而,倘若证据确凿,马尔科姆也会毫不犹豫地展露出鲜明的观点,正如他拒绝认同对于霍布斯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诠释。例如,关于“自然的状态是一种非道德状态”这一观点,马尔科姆写道:“霍布斯没有这么说过”。在驳斥关于一位作者写过什么的不实论断时,我们不必表现出不确定的态度。

　　八、大卫·沃顿

　　作为我的第二个例证,大卫·沃顿认为,我们对于作者写了什么可以十分确定,但对他们的思想却只能加以“猜想”。对历史学家而言,“凡事皆无定论”。即使我们解决了作者观点中明显的矛盾之处,也“无法彻底排除前后不一的可能性”。

　　通过积累证据和比较互相敌对的阐释,沃顿同样试图减少不确定性,正如他对威尼斯历史学家、思想家保罗·萨比的宗教观所进行的分析一样。沃顿常用“我认为”、“我相信”和“我建议”一类的句子来表示不确定,比如:“我认为,休谟对于人的多样性从未有过强烈的感受,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在其他地方,尤其是他的早年作品中,沃顿采用了更为精当的表达方式。例如,萨比关于君主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博丹”,而他对教会与国家之间斗争的记述“看起来非常像”对事实的援引,以至于“我认为很难相信萨比当时没有在想威尼斯”。

　　沃顿还对相对可能性加以区分,例如他曾问过,某些作者是否间接而非直接地透露了自己的宗教观。在布兰维尔那里,不一致性“是如此不加掩饰,我认为人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兰维尔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假定作者们一定能时刻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不一致性,这一想法是危险的”。对于拜尔是否知道自己当时在做什么,“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沃顿对萨比宗教观的探讨有多处对不确定性的暗示。比较了六种关于萨比宗教观不同的解读后,他得出结论:“证据有力地揭示出,《思想录》(萨比的私人笔记)代表了萨比真正的信仰。”沃顿拒绝接受以下四种解读:萨比是一名正统的天主教徒/天主教改革家/英国国教徒/新教徒。第五种解读,即萨比是一名妥协主义者,与除《思想录》之外的所有证据都符合。《思想录》提出的第六种解读称,萨比“严格说来并不信仰一种精神性的、非教义的宗教,但是……赞同它是最好的一类宗教。”这一观点基于一种“唯物主义的不可知论”,以及对宗教一种“心理的、社会的”而非超自然的解释。“真实的萨比必定是那个写了《思想录》的萨比,因为任何其他的假想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贯穿其一生的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