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萨比是一个没有固定原则或目标的人,要么他的原则和目标都源自《思想录》。”萨比的《宗教裁判史》(1613年)似乎削弱了这一解读,但对沃顿而言,该书只是策略层面的细微变动,并非主旨上的根本改变。沃顿认为,该书是驳斥他的解读的“最有力的证据”,但他的诠释仍然“至少是……说得通的”。

　　当他声称萨比写给巴多尔的信“让我的诠释令人信服”时,沃顿很可能是在夸大其词。沃顿否决了萨比仅仅是在表达他读者的观点的可能性———这是善变的萨比经常采用的招数———沃顿着重强调了信中使用的语气。通常,萨比的语气平淡而超然,但在给巴多尔的信中,我们唯一一次看到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其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一位疏远的朋友倾诉衷肠,以摆脱一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我认为,此种文体上的证据远不足以得出结论,它最多能够增强沃顿解读的说服力,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

　　除去以上的夸大其词,沃顿承认他的解释可能有误,萨比或许在后来改变了观点。沃顿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暗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相反,这样的“解读”是“在我看来正确的解释”。它是最符合“证据”的一种“假设”。有趣的是,有两篇书评批评的恰恰是沃顿的不确定性。一位评论者认为,这些不确定性的表示意味着“沃顿常常为证据来源匮乏而困扰,并承认自己的论述仅仅依靠推断”。这一评价失之偏颇,且带有误导性。另一位评论者则抱怨道,沃顿在讨论萨比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时,“表明他自己对萨比动机的不确定,这并无任何帮助。”

　　我对此不敢苟同。通过对观点各异的解释加以权衡,指出支持它们的证据究竟有多少分量,我们就是在帮助读者;把明显不确定的诠释当成定论提出来,这对我们的读者才是毫无帮助的。不可避免的是,沃顿在很多地方并未表达出不确定。有些时候是没有必要:例如,在反复论证了萨比非宗教性的原则后,沃顿便可以合乎逻辑地声称,萨比攻击罗马教廷的动机“一直都是……世俗的,而非宗教性的”,虽然严格说来我们对此并不十分肯定。另外一些时候,沃顿在一开始表达了不确定,随即却又止步于此。例如,他首先对萨比使用某个特定词语的原因表示不确定,却又在描述萨比的意图时采用了一种有些过于肯定的语气。

　　然而有时候,沃顿的观点无疑过于大胆了。例如,在他对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所做的非常偏颇的评论中,沃顿对作者大加挞伐,认为斯金纳忽略了“霍布斯对恐惧的执念,而他全部的政治理论系统都扎根于这种情感之中,他本人则将其视为自己特有的精神状态———他告诉我们,他和恐惧是孪生兄弟。”这种说法是大大的夸张。霍布斯的确说过,他的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我,还有恐惧。”但这远没有达到他所说的“特有的精神状态”。虽然霍布斯说他是出于恐惧才逃往法国,但这一行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先计划好的。

　　如今许多学者都否认恐惧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基础,因而霍布斯不太可能对恐惧抱有“执念”———我曾经表达过相同的观点,但现在我认为它过于激进。沃顿并非唯一一个做出类似的过度阐释的人。与许多方法论指导一样,减少并表明不确定性属于我们惯常会违反的理想原则:因为人生苦短。(至少期刊上的文章都太短了。)我本人的实证研究在这方面也犯过错。我对霍布斯讹用语言的研究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做得不够: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本可以有所帮助。

　　虽然我有关霍布斯对混合政府的观点的声明不失合理,但严格说来却显得过于肯定。沃顿偶尔的言过其实不应让我们忽视这一节的关键内容:沃顿强调的是证据,而非结论;他对意见相左的诠释加以评估,试图找出最为合适的一个;关于作者的思想,他经常会对自己结论中的不确定性加以表示。

　　九、结论

　　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是一系列相关联的概念中的一部分:实证性观点总是不确定的,总是会存在各式各样的解读。因此在理想情况下,思想史学家应当对不同的假设进行评估,对其各自的合理性做出相对或绝对的表示,尽可能地减少不确定性。

　　归根结底,重视不确定性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研究过程本身。不确定性让研究者意识到危险:证据可能误导他们,他们也可能误读证据。不确定性使我们得以发问:我们的理论预期是否正确,是否过于关注某个单一的解释,是否已经将似乎可信的其他解释的异同与优缺点都加以观照。忽视不确定性绝不意味着研究水平难臻一流,但的确会增加犯错误的可能。

　　参考文献：

　　[1]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扬.冯.德.杜森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7页

　　[2]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关于方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3]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关于方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柯林伍德式路径的兴起、挑战和前景》,达里奥·卡斯蒂尼奥纳、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编:《国家背景下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页

　　[4]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柯林伍德式路径的兴起、挑战和前景》,达里奥·卡斯蒂尼奥纳、伊安·汉普歇尔·蒙克编:《国家背景下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5][6]W.H.牛顿-史密斯:《数据无法完全决定理论》,W.H.牛顿-史密斯编:《科学哲学手册》,牛津:布莱克威尔,2000年,第532-536、534-535页

　　[7][12][14][15]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西德尼·维尔巴:《设计社会探究: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6、31-32、76、79、9、32、76、152、3-5、31-32、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