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购买英格兰天主教教会产业的外来个体在收购成功后，大都会通过各种方法来收回依附于这些产业之上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这就同那些与教会产业有关联的城市产生了矛盾，因为这些城市在此以前已经依惯例享有或多或少的自治权利。
概言之，除了宗教城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之外，宗教改革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给当时的城市带来负面影响:宗教方面，历来已久的天主教教会及其信条遭到变革，尤其是宗教机构被大量解散，使得延续数个世纪之久的社会调节剂和润滑剂几近消逝[7](P273-288)，给城市的社会秩序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世俗方面，位于城市中原本属于教会的不动产的抛售冲击了城市的整体性，城市所惯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受到威胁。这是英格兰宗教改革负效应的一面，它确实给王国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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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当时的城市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一方面，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已不复从前，另一方面，教会产业的变动对城市在地理上的完整性以及市民所享有部分政治经济权利构成了威胁。那么宗教改革对于城市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如断层论者所言的那般是一场灾难?在笔者看来，并不能简单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诚然，宗教改革给城市带来的冲击有其破坏性，但此类挑战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无法迈过的难关。对于经济多样化的城市而言，这种挑战在城市应对得当的情况下，最后大都转化为推动城市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契机:原来由天主教所发挥的协调功能大都转移到城市政府手中，比如原教会主导的救济穷人等慈善事业改由世俗政府负责，这种变化看似加重了城市政府的负担，实则是强化了城市的权力，促使城市政府机构作出相应的改变，这有利于城市政治的发展;教会产业进入市场后，城市也有机会购得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地产，虽然此举需要城市花费较多时间和财力，却有利于城市保持地理和政治上的完整性，尤其是在中央王权有意向地方城市分权的情况下，则显得更为重要。
亨利八世在悉数没收英国天主教会产业之后不久便将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投入到市场。教会产业的售卖给当时的城市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城市在教会产业竞购中是否能够得利?如上文所述，两轮解散(即亨利八世时期的修道院的解散，以及爱德华六世继位后对其他宗教机构团体的解散)所涉及的教会不动产之中有相当多的产业同城市有牵连。在亨利八世时期的教会产业所有权的变动中，大多数城市并没有获利，阿萨·勃里格斯认为:“每三名贵族中就有两名或者通过赠予、或者通过购买，获得了修道院地产。……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交易的地产，并未落入‘暴发者’或投机商手中，而是落入了……贵族和乡绅的手中。”[8](P139-140)虽如此，但在最初不动产交易中占得先机的部分权贵或因为自身经济窘困或因其初衷在于投机倒卖，将入手的不动产重新投向市场或者出售给王室，城市往往能在这部分不动产的二次交易中购得对城市而言至关重要的那部分产业。在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天主教产业所有权变动中，大部分城市不再如前一时期那样犹豫不决，而是通过种种手段来获得这些产业。比如典型的教会城市雷丁市是伯克郡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有一个大修道院及三所教堂。当该市教会机构及其产业发生大动荡时，市民尽其所能使用的手段将这些教会产业据为己有。教会产业所有权变动时各方都尽力争取的原因在于与这些产业尤其是不动产一同让渡的还有对这些产业所享有的政治权力。故此，教会产业流入到城市手中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除了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意味着外界通过产业所有权来干预城市内部事务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减轻了城市对外界贵族的依附。
另外，从整个王国的行政体系来看，在中央有意向地方分权的情形下，教会产业的流入为城市带来的益处不止于上面所述，大批城市趁机向中央王室申请自治特许状，从而成为自治市镇。
自1485年都铎家族立朝之后，英国社会秩序不太稳定，宗教改革造成的冲击使得维持王国稳定的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中央王室虽然有心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地方的管理上，无论从人力还是财力上，都捉襟见肘，惟有分权于地方，通过地方精英的配合来维持王国的管理。这对于在教会地产争夺中获利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即，向王室提出自治申请，获得象征城市自治权的自治特许状，这样一份文书则进一步巩固了城市整体性和惯有权利的保有。据蒂特勒统计，在都铎王朝建立至亨利八世解散大中小修道院行将结束时，首次从国王那里获取自治特许状的城市一共只有13个，而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这一数量达到150个，而大部分自治特许状的获得则发生在宗教改革后的半个世纪中。可见宗教改革为城市政治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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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16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对传统教会进行了改革，这场变革对城市而言弊利相随。一方面，宗教改革使得城市面临少有的冲击:它破坏了传统的宗教机构，使得维持城市社会秩序的各种方式一时无所依靠，增加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性;而位于城市的教会不动产的世俗购买者向城市提出权利要求，对城市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契机:王室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没收了教会不动产并将其中大部分投放到市场上，虽然引起了城市外的购买者和城市之间的争夺和矛盾，但城市在不动产市场上的获利巩固了其惯有的权利和整体性，在中央有意分权的情形下，这种获利对于大部分城市政治而言，则意味着更为重要的发展———自治。换言之，宗教改革给城市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暗含着诸多有利于城市的因子。天主教机构团体的解散，教会地产的没收及售卖，是英格兰自诺曼王朝确立之后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司法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些对于当时城市尤其是长期受到教会控制的城市而言，意义重大。从当时整个王国的政治氛围来看，社会并不稳固，王朝的运行较多时候要依赖于地方精英，故此，王室倾向于分权给地方，城市趁此机会获利良多。城市政治经济的壮大又进一步推动着英国社会的转型，这其中颇具历史意义的是下院的崛起和议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从这个方面反观宗教改革，它对于英国社会转型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