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历史双重身份和双重使命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01-29

  重新回到泰戈尔历史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进步”的态度,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泰戈尔历史双重身份和双重使命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通过对泰戈尔作品文本的解读,国外两位学者在泰戈尔的历史观问题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把泰戈尔的历史观归类为循环史观,而政治学者柯普林斯认为,泰戈尔的历史观属于目的论和决定论线性史观。这究竟是学者解读的错误,还是泰戈尔在思想上确实存在矛盾?如果是后者,矛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泰戈尔是否有为调和这一矛盾做出努力?

  一、在循环与进步之间:泰戈尔在历史观上的矛盾

  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通过研究泰戈尔的一些作品,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观上,泰戈尔与民族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立论的基础。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认为,历史遵循一种被历史学家称为‘轮转线’的模式,而泰戈尔则认为历史过程呈‘正弦曲线模式’。在‘轮转线’模式之下,一些文明能够突破循环,螺旋上升至更高级阶段,最终取得历史进步,而‘正弦曲线模式’则囿于无尽的循环之中。”

  由于泰戈尔从未写过任何形式工整、逻辑清晰的文章表达自己的历史观,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只能依据泰戈尔的一些只言片语做出推断。比如:历史就像一个抄袭者,它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过去。宇宙里的任何事物都跳不出生和死的循环。从造物之日开始,直到今天,这一过程起起落落、永不停息。

  回首过去的年月,看到一个曾经骄傲的文明如同历史的废弃物堆积在废墟上。然而,我却不至于犯下对人失去信心的错误,把他当前的失败当作永远的失败。我会期待这场灾难结束,天上乌云散去之后,出现一个历史的拐点。也许,新的黎明会在这个地平线上出现,从太阳升起的东方出现。然而,未曾被击垮的人将不顾重重困难,重启征服之路,赢回失去的传统。

  欧洲并不代表人类精神,它不过是积累了物质财富,就好比是在说,树不是通过掉落叶子来表达自己的生命。树内在的生命力使叶子掉落。落叶并非树死亡的象征。有生命的地方随时都有死亡。当死亡停止时,真正的死亡就降临了。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认为,泰戈尔的历史观可能是受印度传统哲学的影响,因为印度传统经典在描述历史时总是使用一种循环结构……过去和现在属于同一个时间序列。

  循环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驱动人类行动的主要力量决定的。这些力量包括宗教、政治、科学、哲学、好奇心、创造性、心理和道德等。”它相信,“历史或者历史现象按照固定的次序大体要经过至少三个环节。然后,回到原点,开始新的循环。”

  循环史观可分为不同的派别。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认为,泰戈尔所信奉的“正弦曲线”循环模式最为复杂与严格。在这种模式下,历史无非就是在优劣两套传统主导下的社会团结与分裂中不断交替循环,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优质传统善于融合矛盾,而劣质传统只会加深对立。两套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因此,这种循环是无法被任何因素突破的。

  与威廉姆斯相反,政治学者柯普林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却是,泰戈尔的历史观可以归类为目的论和决定论线性史观。他认为,泰戈尔“用宗教的语言表达了毫无保留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朝着进步的方向不断展开的。”

  他指出:“泰戈尔一元论的精神视角构成其历史哲学的基础。这一视角基本源自《奥义书》所强调的宇宙实质的同一性。”《奥义书》认为,在现实世界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本体。所有事物都同它有联系。在整个宇宙中,存在一个至上神,它无处不在。这个《奥义书》先知所称的“非人格化力量”维持和管理着整个宇宙。《奥义书》的其它信条都是建立在承认一个“世界灵魂”的基础之上。它认为,所有静态或动态的事务,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灵魂的外化。换言之,人类共有一个相同的灵魂。

  深受《奥义书》影响的泰戈尔认为:“只有一部历史———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都不过是这部大历史的若干篇章。”在泰戈尔的眼中,“整个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朝着一个理念不断运动前进。所有律法都必须遵循‘和谐’这一准则。这是创造的法则。”他相信:“无限人格将穿透黑暗,不断地揭示自己。我们的战斗指向这种黑暗,我们的目标是揭示我们身上的无限人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泰戈尔把历史看成一种启示。他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团结与分裂、扩张与收缩之间不断地运动。但与纯粹的循环运动不同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不断前进的。其内在的真理是,宇宙在实质上是统一的。这一真理指引着历史发展。所以,朝向统一的运动比走向分裂的运动更有力量。

  泰戈尔没有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他的历史观大都散见于散文、随笔或演讲中。作为政治活动家,泰戈尔对印度政治社会问题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作为作家和诗人,泰戈尔不像其他政治思想家那样以分析推理的方式写作大量逻辑严谨的论文。相反,他经常以零散、隐喻的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有时不同的学者往往做出不同的解读。各种解读虽然未必完全符合泰戈尔的原意,但这一对看似冲突的历史观却或多或少折射出泰戈尔内心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源自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泰戈尔所承担的双重使命。

  二、泰戈尔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使命

  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认为:“在过去150年间,亚非的改革者和思想家一直试图调和几对基本矛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在有些人看来,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正是这一系列矛盾构成了历史的张力。

  在印度,东西矛盾大多体现在国民对待科学和工业的态度上。作为一个崇尚精神价值的民族,印度人对于代表科学的西方机器工业存在抵触心理,甚至连机器纺出来的布匹都一度被当作不纯净的东西加以抵制。这种矛盾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泰戈尔与甘地之间的一系列争论就是这一矛盾最充分的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发动了对英国货的抵制运动。除了借助对外国商品的仇恨激活印度人的民族意识外,崇尚苦修的甘地确实对现代科技抱有抵触心理。他对机器将有可能主宰世界深感忧虑。而泰戈尔则把机器和工业化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旋律。1934年比哈尔地震时,甘地认为:“地震是神对我们的罪恶(不可接触制度)发出的天谴。”他号召举行祭祀活动以消除罪孽。崇尚理性的泰戈尔无法接受这种反科学的观点。比起地震造成的伤亡,泰戈尔认为,更大的不幸是“这种对自然现象的不科学看法竟然让大多数同胞相信。”

  对于很多印度人在崇尚精神价值的同时,陷入过度贬抑物质需求的极端做法,泰戈尔说:“我不相信西方物质文明是最高真理,正如我不相信身体是人类最高真理一样,但我更不接受摧残肉体,压抑物质需求做法。”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撞引发了印度社会内部正统派与改革派的冲突。两个阵营当中都有人走向极端。洋奴派全盘否定印度传统,国粹派则试图维护印度教固有的陈规陋习。泰戈尔深刻理解印度文化的一些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他不像秉持传统主义立场的印度思想家那样,固执地认为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学习。

  毕竟,比起西方在科学和人道上取得的进步,印度社会的沉疴痼疾和落后的宗教习俗急需革除。因此泰戈尔不得不开辟两个“战场”,与两个阵营同时作战。他多次指出,“一个真正的现代派不仅不会背离传统,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解释传统。反过来说,真正热爱印度传统文化的表现应当是敞开襟怀、兼收并蓄,而不是害怕变革。只要运用得当,传统文化能够使人们在守住根基或者说在不割断传统的情况下步入未来。机械地接受传统文化,它就可能成为压在一个民族背上的包袱。”

  塔帕提·达斯古帕特认为:“要分析泰戈尔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判断建立在他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这个事实之上。”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泰戈尔怀抱双重目的。作为人文主义者,他高扬人的价值;作为民族主义者,他强调自力更生。

  由于历史上不断遭到外来入侵,遭受异族统治,印度人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外来统治者顺从多于反抗。因此,民族主义是动员民众反抗殖民入侵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作为政治活动家,泰戈尔不可能完全超越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创办杂志、创作文学和发表演讲,目的就是积极推动印度民族精神的觉醒。然而,作为人文主义者,泰戈尔却站在哲学的高度,试图超越有限,面向无限,思考人类共同的福祉。对他而言,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因此,他所追求的不仅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自由,而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精神自由。他希望人类能够做到多元共存、和睦相处。

  诺贝尔文学奖让泰戈尔声誉日隆的同时,也引发了“泰戈尔究竟属于谁”的争议。毋庸置疑,在印度出生成长的泰戈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然而,印度当时还属于英国殖民地,而且从祖父那一代开始,泰戈尔家族就与英国人有着深厚的交往,家族成员皆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尽管泰戈尔多次表示自己深受印度教经典《奥义书》的影响,但基督教徒认为,泰戈尔家族所参与和推动的印度宗教改革事业从基督教提取了精神资源,基督教影响了泰戈尔的精神世界;尽管泰戈尔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使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但欧洲人认为,在文学上,泰戈尔早已汇入欧洲传统,他的成就离不开西方文学的浸润和濡染。泰戈尔自己也坦言,他“既是印度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外来者。”

  这是除了人文主义者兼政治活动家之外,泰戈尔承载的另一个双重身份。这些身份让泰戈尔在精神和道义上超越了印度国界。当时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盲目排外和暴力倾向让泰戈尔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知道民族主义在欧洲业已造成的人道灾难,担心如果任由其泛滥下去,整个世界将因此走向毁灭。但是,泰戈尔同时也强烈反对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者们所尊奉的以“进步”为旗号的同化逻辑,认为它将抹杀文化的多样性。他指出:“毫无色彩、模糊不清的世界主义和崇拜自我、狂妄自傲的民族主义,都不是人类历史的目标。”

  作为一名游走于东西方,置身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阶段的知识分子,历史赋予了承载着双重身份的泰戈尔双重使命: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接纳普世价值的同时,捍卫印度文化的独特性。

  三、普世性民族主义:泰戈尔调和双重使命的努力

  印度学者乔德哈里指出,泰戈尔的双重性在他对文化多样性的态度上得到很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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