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今、古文学论争的焦点中，围绕《左传》真伪问题进而论《左传》是否传《春秋》的争辩尤为激烈，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近代经学流变的多元走向及其旨趣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前言
晚清以来，政治、社会局势激变，士人在传统学术中难以找到消除危机的良方。民国肇建，儒学更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民初教育改革，废止经科，中国学术体系被西方学术分科以制度化的方式所割裂，西学有整体取代经学之势。一方面，孔教会与太炎门生各张旗帜，针锋相对，儒学内部分化愈演愈烈。破旧立新、斩断宗纲成为学界共识。顾颉刚认同清代学术复古求解放，经学渐趋超越家派，时值经学结束期，近代学术当自觉变经学为史学，考辨经学之史料价值。经学史学化、史料化成为新学术建立的基础，近代学术体系发展强化、最终确立近代经学逐步走向史料化这一历史叙述。
然而，20世纪2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决意返本开新，撰述《经学抉原》，遵循经今古文内在理路梳理周秦汉魏晋经学流变，“推本礼数，佐以史文”，阐发齐鲁之学超越今古门户，为“以经驭史”、“因制明义”埋下伏笔。
以此为线索，既可深入考察民初经学流变的复杂情景，又可承前启后，发掘近代经学流变的多元走向及其旨趣。
一、从平议汉学到抉原经史
同光时期，经今古文学问题既是晚清学人梳理两汉经学的成果结晶，更为清末民初政治、学术文化思潮转型提供不同抉择。胡朴安对此有持平之论，“今文学派有发扬宏肆之才，而无刚毅木讷之度，所以能促清廷之新，而不能绵清廷之祚”，“种族学派有一往直前之勇，而无周密镇静之思，所以能开民国之始，而不能定民国之基。”
民初，四川国学院成立，该院汇聚了蜀中学界的精萃，刘师培不期而至，“今古之辨”成为四川国学院讲学授徒的主线。廖平、曾学传、刘师培、吴之英等人就“汉宋”、“今古”、“经史”诸问题，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廖平、刘师培、曾学传之教奠定蒙文通的学术基础。1915年，蒙文通撰写《孔氏古文说》，站在今文学立场，明确提出“博士之经同符孔籍”，规划今后将“考还博士之旧，肇复古文”。
1922年底，在“今古”之间，蒙文通认定了今文为齐鲁之学、孔孟嫡传。恰逢此时，蒙文通应友人杨效春之邀，为《友声》征文作《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此文上半部分发表于《友声》双十增刊，后半底稿在编辑部散失。后因友人唐迪风催促而重新写就，更名《经学导言》，此篇基于今学、古学，进而言鲁学、齐学、晋学，辅以“王伯”之术，分殊诸子之说，终于明道之旨。《经学导言》删去了《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中的诸多评语，但仍保存对清代学术的整体判断：以复古求解放而言，清代学术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近20年的经今古文问题，成为清朝学术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然而，清代考证学风只是“以小辩相高，不务守大体，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
直到刘逢禄、张惠言、胡培翚、廖平等人贯通家法、精晓条例，才是真正超越前代。自顾炎武、张尔岐以降，廖平《今古学考》超前绝后，集清代学术乃至中国学术之大成，判分今古，开启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经今古文之争。梁启超预言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夫则已复秦汉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顾颉刚期许“拿了战国之学来打破西汉之学，还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攻进这最后两道防线，完成清代学者所未完之工。”蒙文通自认是清代学术复古求解放运动的接班人，更要脱离《今古学考》，“宣告独立”，“现在讲经，是不能再守着两汉今古文那样讲，是要追向先秦去讲”。不过，蒙文通与梁启超、顾颉刚追向先秦的旨趣迥异。曾学传认为，“自清乾嘉以来学者侈为考据文字之学，排斥义理，以为意见，以为空疏”，“至谓人只知争形骸之生活，而不知争良心之生活，是以日沈埋在卑陋凡下处，而不能自拔，尤为今日人心之害。”
与曾学传所言相呼应，蒙文通指明研究经学的最终目的是体认宋明理学，探求孔孟之道。蒙文通恰在重庆讲授中学国文，即围绕“宋明儒学之义”。宋明理学是蒙文通“生平抱负之业”，“所学虽至广博，而谓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学，且谓正以于理学之入深，故能读二氏诸子之书咸有创获”。
《经学导言》改定之后，蒙文通出川至吴越求学问道，“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然而，江浙政局动荡与学风兴替，促使蒙文通师从欧阳竟无，讲求唯识学。蒙文通“推治经之法以治二典”，所撰《中国禅学考》正是依据禅宗师法，上溯本源、穷尽支流。同时，蒙文通密切关注整理国故运动，与陈中凡论今文学方士化，与章太炎论三体石经，严辨今古文之别。返川之后，蒙文通辨析近代今文学系谱，撰《议蜀学》，宣称当下领会儒学精义的关键便是“兴蜀学”：
本于礼制，辨明今古家法，由传以明经，依经以抉传，与以小学考据为本的清代考据学“各张其帜以相抗”，考据之学最适合研究《诗》、《尚书》，终究不过是“要在声韵”，“详在名物”，而兴蜀学则是要本于《礼经》、《春秋》，阐发儒学新义。胡适主张整理中国哲学史，“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
蒙文通期望依循经学内在的义例、统一的宗旨整理清代的学术成就，以此整合清代经学的歧义。首先在高等学府“别开经科，教授高材，俟之翌日”，守先待后，恢宏道术，张大儒学，或能使中国文化之新义勃然而生。蒙文通遂以《经学导言》为底本，改定《经学抉原》，褪去评议清代汉学的外衣，而是切实考究周秦之际齐鲁学、今古的源流，“由西汉以进先秦”，落实“以乡老之术济道术之穷”。
二、今古与齐鲁
廖平纂《今古学考》，讲家法条例，批评郑玄混合今古，遂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学。江瀚即以“宗郑”的立场，主张研究经今古文学当兼收并蓄，撰文质疑廖平，“君子之为学也，唯求其是”，“奈何皆为诵法洙泗，乃妄分畛域”。
直到25年后，廖平才作书辩驳，并解释道：“《今古学考》之作原为东汉学派本原，出于《五经异义》，驳则出于郑氏。足下所推博大精深，两汉之冠者也。嘉道以下学者皆喜之，老兄不过重申其说，著为专书。”廖平依旧持今古之见，以《王制》、《周官》为统，“今古之分则同途而自相违反，故除去文字异同、取舍异趣无关门户者不计外，专以地域制度分同出一原自相矛盾”，“同法洙泗旨趣，文字异同可解，制度之参差歧出不可解。”
蒙文通晚年曾言：“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变改，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不过，何以之前25年都觉得没必要作答，此时却不厌其烦地重论“今古”呢?廖平在信末暗示：“今则各教林立，彼此互攻，乃逼成一纯粹尊孔之学，此又唐宋以下求之而不得者也”，“先刊有《十八经凡例》至于《四变记》成，心愿小定，即使今日即死，天心苟欲大同则必有孀妇稚子，助我负土，即使事皆不成，说皆不存，行心所安，付之天命。”
廖平学术以尊孔而救国，学虽屡变，此种抱负一以贯之，至《四变记》大成，便回到《今古学考》的立场，总结一变至四变之学，“志欲图存，别构新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进先秦，再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字不新，言旧则无义不旧。”
从《今古学考》至《四变记》，廖平学术由家法条例治经演化为倡言微言大义，发扬“天人学说”，此历程展现了民国今文学流变的两种路径。康有为无疑选择了后者，致信廖平时称：“执事信今攻古，足为证人，助我张目，道路阻修，无由讲析，又寡得大作，无自发明。遥想著作等身，定宏斯道。方今大教式微，正赖耆旧有伏生、田、何者，出而任之，非执事而谁归?”廖平批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过史家目录之学，康有为则对廖平大小天人之学持有异议，“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他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进而格外强调，“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
蒙文通认为：“廖师由礼以明两汉，人知之，困于礼则由《春秋》以明晚周而破两汉，人未之知。”换言之，廖平《春秋》学直探周秦，若言礼制则困于两汉今古制度之别，廖平由“礼”转入“义”自是其“尊孔、救国”所逼，蒙文通坚信明“周秦”之“礼”、“义”，“当再博考精研，别为《齐鲁学考》，俾理证通洽，条例明鬯，以踵《今古学考》之后，庶于道术斯有毫末之益。”
廖平认为先秦经学存在多元系统，今古礼制均源自周秦，“鲁为今学正宗，燕、赵为古学正宗，其支流分派虽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齐人间于二学之间，为乡土闻见所囿，不能不杂采”，“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今学内部若以地域划分有鲁派、齐派、韩派;古文分派“缘经立说”，分为《周礼》派、《国语》派、《左传》派、《孝经》派。此后，由今古上溯齐鲁成为解释经今古文问题的重要线索。江慎中指出：“其实西汉本无今文之名，但有鲁学、齐学而已，人但知《诗》、《春秋》、《论语》三经有齐鲁之别，而不知《易》、《书》、《礼》、《孝经》亦皆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