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同“以复古为解放”，提倡“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民国学界考论古史一派“实接清儒‘以复古为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层之解决，诚为不可忽视之一工作也。”然而，如何处理中西、古今之间义理与史事的关联，各派学人宗旨与方法迥异。近代新儒家期望返本开新，多倾向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会通中西。科学史学派信奉以西方中心的世界一体观念，用进化系统整合多元文化。钱穆曾批评：近代新学术涉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材料。”蒙文通认为：“儒之为儒，高者谈性命，卑者坏形体，所谓‘经世之志’、‘天子之事’者，暗而不彰，以后生之惛昧，疑先哲为狂愚，是亦学与政俱废之所由也。”

　　进而提出，“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发明儒学精神必须贯通义理、制度与事功。如果说，反孔非儒、以史代经是新文化派在亡国灭种情势中激发的文明认同危机，急切建立新学术体系，以期再造文明的激进抉择;那么，以《经学抉原》为线索，呈现民初经学流变的多元线索，或能为时下探索中国文化义理与制度、史事间的互动关联，创新儒学以兹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第15卷第2期，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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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35][36]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44、13、42、23-3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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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蒙文通：《理学札记》，《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132页.

　　[10][34][37][44][45][49][51][60]蒙文通：《经学抉原》，《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47、89-97、91、71、57-72、76、7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