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本分析也不难发现，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更多是一种文化上而非政治上的诉求。泰戈尔把民族国家视为政治和商业机器。他认为，作为一种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民族国家限制人们的生活空间，导致国与国之间恶性竞争和一国国民的均质化。他固然为推动印度民族精神的觉醒而奔走呼叫，却不希望人类以民族为界画地为牢。他试图超越政治疆域的狭隘性，在文化领域调和普世性与民族性。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归类为“普世性民族主义”。同历史观一样，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多以只言片语的形式散见于他的各类文章和公众演讲中。通过文本的梳理可以看出，其内容大体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保持文化认同。和世界主义者不同的是，泰戈尔强调民族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既看到了各国历史的相似性，也看到了它们各自的独特性。泰戈尔不希望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他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在不失去自我认同的情况下，接受普世价值。“不管她的数只手臂伸到世界哪个角落，心却可以仍然属于印度。”但是，泰戈尔反对盲目的接受和模仿。在他看来，对西方不加质疑的盲从和接受是“精神贫瘠的表现”。“假如我们不做认真的价值评估，仅仅把它们当作物品来炫耀，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真正属于我们。”
1907年，在写给在美国学习农学的女婿纳根德拉纳特·甘古力的一封信中，泰戈尔写道:“融入当地生活是你所接受教育的一部分，仅仅学习农学是不够的，你还必须了解美国。但是，假如在了解美国的过程中，你失去了自身文化的认同，变成了对印度的一切都持鄙视态度的美国化的印度人，那你还是把自己与当地人隔绝开来更好。”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认为:“比起民族主义者，泰戈尔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现了更多值得自豪的东西。”
泰戈尔对印度文化的认同感在《印度文化中心》一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就写道“印度已经证明，它有自己的精神……印度教育的目的是使这种精神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
第二，倡导求同存异。在《印度教大学》一文中，泰戈尔写道:“多样性并存将使各方相互协调，避免陷入极端，并展现自己最精华的一面。”因此，在保持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要尊重民族差异。泰戈尔认为:“世界实质上是由对立的力量相互妥协构成的。这些力量就如创造者的两只手，从不同的方向行动，却保持绝对的和谐。”“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通过消除差异统一起来，而是怎么样求同存异。”
泰戈尔认为，印度曾经做到了这一点。“印度内在的信条是尊重差异，多元共存。在这里，人们不会把差异等同于冲突，也不敌视陌生人。他们不排斥和迫害任何人，而是尽力在广阔的社会里为所有人找到位置，并且认可每一条道路的独特价值，乐于承认别人的伟大。”在泰戈尔看来，不同族群之间保持多样性，非但不会引致分裂和冲突，反倒还能促进彼此相互的和谐。“当存在自然差异的族群能够和谐相处时，真正的团结就实现了。”承认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泰戈尔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路易斯·布莱克尼·威廉姆斯指出，泰戈尔还是接受一些进步理念的。泰戈尔不认为任何差异都可以接受。他认为，应该有一套原则用于确定民族文化应该包含和不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换言之，同大多数普世性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信奉最低限度的普世价值。
第三，调和东西差异。1921年8月15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文明的汇合》的公众演讲，倡导东西方在道德和理性上的合作。他指出:“当前，那些把我们在精神上同西方割裂开来的种种企图犹如精神自杀。”泰戈尔认为，文化融合与冲突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他希望打破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对双方进行调和，使它们都具有多样性，而非像现在这样完全对立:一个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另一个是彻底的精神主义。”“从理性和现代视角出发，泰戈尔批评西方的物质主义，但他又十分欣赏西方科学的价值和活力。”
他认为，东方在近代的失败源于它忽视了属于有限领域的科学的培育，而西方则因为失去对无限的敬畏而成了欲望和物质的奴隶。泰戈尔主张:“我们应该有眼光发现异族人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并毫不犹豫地称赞它。人类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东西不应该由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独享，我们也不应该跟守财奴一样死守着一个秘密的仓库。”“对于东方来说，西方是必须的。东西方彼此是互补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生活，认识真理。”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于东西方走到一起，调和各自所发现的真理。这将带来精神与科学的融合，东方将因此打破禁锢、走出贫困，西方将因此保持和平、获得幸福。
四、结语
重新回到泰戈尔历史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进步”的态度，这两种历史观与普世性民族主义的两个相互之间存在紧张感的元素———普世性和民族性，相互对应。威廉姆斯研究发现:“鉴于印度贫穷的程度，泰戈尔对‘进步’这一理念持矛盾心理。”这一矛盾反映到历史观上，便有了否定进步的循环史观和承认进步的线性史观的对立。
泰戈尔试图在殖民宗主国咄咄逼人的文化入侵面前捍卫印度独特的文化价值，而进步主义线性史观常常对事物进行优劣区分，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是欧洲中心主义。它通过西方优越∕东方落后的二分法，使帝国主义者所谓的“传播文明使命”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循环史观则认为，历史既没有进步，也无目的可言。新的未必比旧的好，现代的未必比传统的好。泰戈尔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内在缺陷。他不认为现代一定优于过去。他倾向于循环史观的部分原因就在于“通过非进步主义理论，避开了一统天下的线性史观和西方人的历史假设。”
作为对东方主义的回应，印度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然而，不少民族主义者却陷入与东方主义同样的逻辑。他们不过是把优劣关系颠倒过来，反过来认为东方优于西方。与英国人交往深厚，数次涉足欧洲的泰戈尔不可能无视西方在科学和人道上取得的进步，他希望印度能够吸纳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正视沉疴痼疾，革除社会弊病。他认为:“尽管东方和西方天各一方，但文明的核心却无实质性的差异……我们不能完全拒绝西方的价值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相互冲突的。所有优秀的人道价值彼此相通，必须在不同民族之间分享。”此时，他又倾向于历史决定论。
他认为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背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普世价值。它是衡量人类历史进步的共同尺度。对于否定历史进步的人，泰戈尔质疑道:“假如人类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所有事情，那么对于地球来说，我们继续活着将构成一大负担。那些认为自己已经从祖先那里获得所有满足，在信仰和实践上把自己同现代性隔绝起来的人，怎么还有动力活在当下?怎么可能对未来抱有信心呢?”
泰戈尔坚信:“时代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还将留待未来继续努力。”在《泰戈尔传》的导言中，作者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认为，泰戈尔生活哲学的主要特点是，他坚信所谓对立的事物中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矛盾……在表面互不协调的事物内部，他总能发掘出真正和谐的元素。可以说，普世性民族主义是对泰戈尔生活哲学一个很好的诠释。它源自泰戈尔用文字和演讲在思想和行动上调和双重使命的努力。作为普世性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泰戈尔的两种历史观看似矛盾，实则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