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发展至今已面临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这将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是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革命，它将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翻译学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并引导我们面向未来做认真的思索。曾在1994-1998年这四年中担任国际社会学会主席的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写过一本书叫《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他在著作中批判了以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知识体系，指出：“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先决条件，对于确定性的信念是令人蒙蔽的，为害不浅的。现代科学，即笛卡尔---牛顿的科学一向建立在对确定性的肯定上面。其根本性预设为：有一些支配一切自然现象的客观普遍法则存在，科学探索能够搞清这些法则，而且一旦认识这种法则，我们就能从任何一组初始条件出发，完满地推演出后继的和先前的状态。”(沃勒斯坦，2002:203)我们的近现代科学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译学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法则”就是语言规则，“先前状态”就是原文，“后继状态”就是译文。我们只要遵守语言规则，正确运用那些现成的翻译技巧就可以进行“忠实”的再现或“等值”的转换。在这样的运作中，主体因素、社会文化和环境条件等都被消除了，这种科学被称为简单性科学。它是一种以确定性为基础，以普适性原则为指导，以分解和还原为方法的研究方式。在解构主义运动中，这种观念受到冲击，或者说被有效颠覆，如确定性被不确定性所替代，一元性被多元性所替换，普适性让位给了地方性。在现代性科学中的理性齐一的主体变成了差异性的个体主体，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也被纳入思考的范围。翻译学也从此突破了结构主义范式而走向解构主义范式，但是解构主义只是从表层结构中反映出的问题揭示了现代主义的不合理性，没有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意识的层次，以及从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改变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只是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入手批判，还很缺乏系统性的批驳，更缺乏建构性的思想，所以解构主义思潮仅仅经过十多年的兴盛就式微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解构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它终结了一个旧的乐章，虽然它没有开启一个新的乐章，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那么这个新的乐章应该是什么呢?这就是复杂性科学，即从现代性的简单性走向后现代的复杂性。沃勒斯坦在上述那本书中多次提到复杂性科学，并把它称为21世纪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一个全新的范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简单性科学有所不同，它是以不确定性为先决条件的。他指出：“不确定性是奇妙无比的，……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了大门，这不仅向人文创造力，而且还有全部自然的创造力。(如果)一切行动都落入业已注定的确定性内，我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陶醉于各种激情和各种利己主义，……会是道德的死亡。”(沃勒斯坦，2002:4)显然，他的话不是危言耸听，现代性在带来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两次世界性战争的灾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泛滥、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家们为了使其成本外在化，以至于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产品质量低下等等，这不正是“道德的死亡”吗?

　　复杂性科学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简单性科学，沃勒斯坦指出：“复杂性科学在各个重要方面与牛顿科学很不相同：诸如，否认可预见性的内在可能性;认为诸体系远离平衡状态，尤其不可避免的分岔系属正常;承认时间之矢的中心地位。但是，与我们现在的讨论可能最有关联的是强调自然进程的自建创造力，人与自然的不可区别性，以及从而断言科学是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那种追求基本的永恒真理的无根据的学术活动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可发现的真实世界的观念，但是，因为未来尚有待创造，现在谈不上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发现，即使未来受到过去的限制，但未来却不囿于现在。”(沃勒斯坦，2002:90)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杂性科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不再是主-客二元分割和对立的世界观，而是把人和世界视作没有区别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也就是“人和自然的不可区别性”.

　　这种把世界看成人的“肉身”,而人又成了世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将引起认识论观念的彻底变化。感性问题，这一在简单性现代科学中被排挤出去的内容势必重新登场，而且成为重要角色，成为认识的来源。人们的认识必将成为具身性的(embod-ied)认识。下面本文主要从认识观的变化和具身性认知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让它们成为复杂性翻译学范式的基底。

　　一、从主-客分离式的认识观走向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观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1972:219)实际上这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同的选择方式反映着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和世界观，它还区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我们可以从西方哲学史中看出一种是从笛卡尔开始到黑格尔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观，一种是从狄尔泰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人-世界的整体主义认识观。

　　现代性科学以确定性为前提是源自主-客二分的看问题方式，这种方式割断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只是用人类发展的最高层次，即心灵与精神层次来与世界对话，忘记了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

　　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1972:233)在简单性科学中，所谓的“人”,并非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虚构的人。这一点正如复杂性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指出的，“一个结构主义的或阿尔都塞式的论断可以合乎逻辑地达到这个结论：人是不存在的，这个概念涉及一个虚构、一个幽灵和一个常识中的幻影。这个结论根据其前提是和谐一致的，但在下述意义上是荒谬的，因为排除了使它能够设想人的事实材料和有关观念，它得出了人的不存在”.(陈一壮，2007:10)那么，在简单性科学中的“人”又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即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这是典型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它将承载心灵的肉身与之分开并将肉身排除在外，忘记了人的心灵、意识是随着人的整体共同发展和进化而来的，人的大脑并非是上帝额外赐予人类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发展是在自然的外在世界内进行的。德国哲学家布鲁诺·伏格曼指出：“人类就交织在生命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在这条进化链中，人是与整个进化之链前后相连的一环。

　　人所以为人，要归功于过去的许多世代，亦即过去的全部生命。”(伏格曼，2001:14)莫兰也说：“原人进化过程不能仅仅被设想为生物进化过程，或仅仅是精神进化过程，或仅仅是社会进化过程，而应当被设想为是遗传、环境、大脑、社会和文化相互干预产生的多方面的形态发展过程。”(埃德加·莫兰，1999:43)所以，身与心是不可能分离开来的，身体是人的“第一自然”,它以物质形式承载着心灵，它既有心灵的潜能又有物质的潜能，是二者有机结合的最高现实性。身体不但是使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可能的条件而且也是使人介入一切自然活动的主体。身体是人向自然开放、与外部交换能量和信息的条件，也是使人的精神力量向自然界展示的主体，世界是通过身体赋予人的。心灵离开身体就失去了依存条件，也无法向外界显示自身活动。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心物分离的二元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主客观分离的看问题方式，才能走出简单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取而代之的将是身与心、人与世界作为整体的范式，大脑在人体之中并与它不断交换能量和信息，人的身体又在世界之中，并以身体为中介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这种观念在存在主义哲学中已成为一个基本观念。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尼古拉·哈德曼在《存在学的新道路》一书中，将世界的构成分为物质的、有机的、心灵的和精神的四个不同层次，而且每个层次都有其构成性物质和存在范畴。物质层次是由无机物质构成，其存在范畴包括空间和时间、过程和状态、有实体性和因果性、动力构造与动力平衡等物理特征;在有机层次中，构成成分是有机结构，其存在范畴是适应性、合目的性，有新陈代谢、自我调解、自我再造、类生命、类稳定、变异等生物学特征;在心灵层次的范畴显示了行动和内容、意识和无意识、快乐和忧伤等生命特征，这一层次的构成主要是灵长类等的高级动物;最后的精神层次只是由人构成的最高存在层次，只有这一层次的存在物才具有思想、意识、意志、意愿、自由、评价、人格等精神内容和特征。这四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是每个较高层次的范畴都必须依赖于较低层次的范畴，而低层次的性质特征也都向上一层次延伸，即在最高层次的人类精神范畴应拥有所有下面三个层次的性质和特点。哈特曼就是用层次范畴理论阐明身与心、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的。(哈特曼，2007:24-30)复杂性科学就是以这种整体主义观念作为基础的。莫兰就曾指出，人是“在人性中整合了动物性，在动物性中整合了人性”,人不仅具有理性的思维，同样有感情和情感，有想象力和欲望与激情，人就是一个多样的、统一的复杂性整体。他说，“人是一个生物的存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超生物的存在，生活在一个语言、观念和意识的世界中。但是对于这两个实在，即生物的实在和文化的实在，简单化的范式迫使我们或者分离它们，或者把最复杂的东西还原为比较不复杂的东西。因此，人们在生物系中研究生物的人，把它作为一个解剖学的和生理学的存在;人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系中研究文化的人。

　　人们将大脑作为生物器官来研究，人们将精神themind作为心理学的功能或实在来研究。人们忘记了一方没有另一方也不存在，甚至还有一方同时是另一方，虽然它们被用不同的词语来探讨”.(埃德加·莫兰，2008:59)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译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研究语义问题时不去思考语用问题，研究词语时又忽视句法，研究句法时又不去考虑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在讨论文化时忘掉了文化因素常常隐藏在词语和语篇之中，脱离文本去谈文化，在强调文本时，作者就必须“死去”,在强调读者时，文本都显得多余，如此等等。这些显然都是受简单性思想的影响，缺乏整体主义看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