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诏令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命令文书的统称，是带有法定权威性与强制执行性的国家下行公文。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载体，诏令类文体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其名称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

　　关键词：诏令体制;命令;口头;王言;铭文

　　诏令类文体的生成和发展，及其在此过程中突显出的文体特点，无不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并因政治的需要而发挥效用。诏令的“命令”性质，强调的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也就是说，此类文体在应用时须满足这样的条件： 其一，须同时具备命令的施事者和受事者; 其二，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关系是单向的、唯一的，命令的发布只能体现为上对下、尊对卑，而不存在平行或上行的情况。在历史的视野下，显而易见，阶级在人类社会中的出现，事实上已经使社会成员间形成了这样的关系，那么，探求诏令类文体的滥觞，其可追溯的历史无疑是极为久远的。

　　一、命令的口头形式

　　诏令作为命令性体制，在以书面语形式出现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关于命令的产生，据许同莘《公牍学史》记载：“民之初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 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当此之时，无所谓生令政教也。有睿知者出，为之君长焉，为之号令焉”[1].这是说，命令是伴随着君长身份的出现而产生的。《文心雕龙·诏策》释“命”曰：“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在黄帝、尧、舜时期，凡是帝王的话，皆被称为“命”.关于“令”,《说文解字注》曰：“令者，发号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是说发号施令主要是口头性质的。这都表明，早期的命令，在表达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口头形式。

　　史书中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代尧摄行天子之政时，“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史记正义》释“徧告以言”曰：“徧，音遍。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即天子向四方诸侯遍告治理国家的相关事宜。那么，舜这一传达命令的方式便相当于口头上的“公告”.在《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治水的命令也是舜下达的：“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于是，禹服从舜的命令去治水，并认真执行了舜的命令，使其得到具体地贯彻和落实：“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显然，这里所说的“命”和“令”也都是以口头形式传达的。

　　虽然关于“命令”的这段早期记载乃是后人的追述和加工，并无信史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作诏令类文体形成的远因---如果没有这一口头命令的必经阶段，那么命令性体制在甲骨文中的出现则显得骤然和突兀，也不符合事物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二、三代“王言”形式

　　1.甲骨文中的“呼”、“令”

　　在迄今可考的最早信史材料甲骨文中，命令性体制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呼”和“令”是在下达命令时最常用的两种体制：

　　“呼”: 贞王乎( 呼) 雀复若[2]6904.

　　王呼执羌[2]26950.

　　“令”: 王令介田于京[2]232.

　　贞令钺来归[2]4268.

　　“呼”、“令”连用： 呼令行[2]4898.

　　王其令呼射鹿[2]26907.

　　这些命令性体制虽然文句简短，但表述极为清晰。“呼”和“令”皆可在商王发号施令时使用，而“令”的发号者有时也可能是天帝。然无论如何，“呼”和“令”在口吻上都体现出上对下、尊对卑的指令性特点。命令内容涉及省赋、征伐、祭祀等方方面面，反映了当时丰富的政治生活; 在结构上，这些体制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程式化特征。这些皆可视作诏令类文体生成的萌芽。

　　2.“王言”铭文形式

　　及至周代，由于等级制在国家政体建构中的日益强化，命令性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由原初简短的语句延展为成段的篇幅; 受命的对象与商代相比，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而命令内容则主要以“王言”的形式进行表述，从而使记言体成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也使得其下行的指令性特征愈加突出。对此，可以在周代铭文中得到相关的印证。以《大盂鼎铭文》为例，其文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越御事，【虘又】酒无敢□，有祡烝祀无敢【酉夒】，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越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巳，女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女勿□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令女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令女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廼绍夹死司戎，敏谏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越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女鬯一卣、絅、衣、市舄、车、马。赐乃祖南公旗，用狩。赐女邦司四伯，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 ( 驭至于庶人，) 一种旗子) 夂右下吕】( 通个人) 盂，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迁自厥土。”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2]411.

　　这段铭文记载的是康王对盂的训诫和赏赐，它的篇幅绝大部分都是由“王曰”之言所构成，其中包含了几层意思： 其一，追述文王、武王创立周邦的丰功伟业，指出其所以受到上天庇佑，原因便在于勤于政事，不耽于酒; 这与商朝上下嗜酒成风，导致最终丧失民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君臣皆须效法先王德行，敬畏天威，认真行王事。这是康王对盂的道德训示，令他从根本上端正执政的态度。其二，告诫盂应效法祖父南公，勤勉地处理政务，以辅佐康王治理好天下。这是从实际行动上对盂提出的执政要求。其三，列举了对盂的一系列赏赐，并强调勿违背康王的训诫。可见，康王之言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并且，以先王和先祖为榜样，使训诫变得既严肃又神圣，口吻之中体现出不可违抗的权威性。

　　类似的“王言”在周代铭文中屡见不鲜，如：

　　王呼内史年册命谏曰：“先王既命汝摄司王宥。汝谋不有闻，毋敢不善。今余唯或司命汝，赐汝攸勒。(《谏簋铭文》)[3]403

　　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令女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赐女玄衣黹纯、赤、市朱衡、銮、旗、攸勒。用事。“(《颂鼎铭文》)[3]396

　　王在宗周，旦，王格穆庙，即位，□季佑膳夫克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尹氏册命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入朕命，今余唯申□乃命。赐女素市，参絅中悤。赐女田于野，赐女田于渒，赐女型禺□田于峻，以厥臣妾，赐女田于康，赐女田于匽，赐女田于溥原，赐女田于寒山，赐女史、小臣、霝、龢、鼓、钟，赐女邢、微、□人，赐女邢人奔于量，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鼎铭文》)[3]409

　　由于铭文主要记录器物主人的功绩，这一客观条件使其内容多侧重于”王言“的训诫、册命、封赏等方面; 而通过”王言“的这些侧面，足以说明，命令性体制在周代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如果将这些带有”王言“的铭文与《尚书》的相关篇章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尚书》中所涉及的”王曰“体制，其特征与此大体一致。仅以《文侯之命》为例。根据郑玄的观点，此篇记载的是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册命之言，其文如下：

　　王若曰：”父羲和，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

　　”呜呼! 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呜呼! 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

　　”父羲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艰，若汝予嘉。“

　　王曰：”父羲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 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用成尔显德“[4]253 - 254.

　　平王时期，周王室实际上已然走向衰落，诸侯势力逐渐膨胀起来，平王即位便是依靠晋文侯的力量所达成。故而，在这段册命之言中，周平王尊敬地称晋文侯为”父羲和“,自己则谦称为”予小子“.不过从文章体制来看，在段落开头，仍以惯用的”王若曰“或”王曰“领起下文; 而册命的整体内容，依然体现出清晰分明的尊卑关系，毫不逾制。恰如《古文辞类纂》所载：”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第一段”王若曰“追述文王、武王的德行功绩，并指出文王正是依靠群臣的拥戴和辅佐才令国家获得安宁。第二段，指出国家正值遭逢大难之时，却并无德高望重的大臣扶危济困。第三段，对晋文侯在国家危难时刻辅佐王室的功劳予以了褒奖。最后一段，罗列了对晋文侯的赏赐并提出进一步的期望和勉励。不难发现，这篇《文侯之命》与《大盂鼎铭文》的册命之言在结构和布局上极为相似，这再次说明，命令性体制在周代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文体规范和写作程式。

　　3.《尚书》中的”诰“、”誓“、”命“

　　在《尚书》中，”诰“、”誓“、”命“三体皆为命令性体制，其占据了《尚书》六体一半的比例。可以说，这三体实际上是对三代王言集大成式的总结，是对王言历史的经典回顾。故而，历代学者多将此三体视作诏令类文体的源头。如《古文辞类纂》曰：”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文章辨体序说》：”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