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秦始皇声称的”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深为人们所诟病，但在其行文中，则包蕴了”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象，而这本就是诏令类文体应有的基调。秦始皇还将诏令刻在陶、铁、铜器之上。在各种量器、衡器、秤砣表面都刻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和印章，诏文如下：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谦疑者，皆明一之[11].

　　统一度量衡的诏文和印章在器皿上整齐划一地呈现，展示了诏令下达后的巨大效力和影响。这种效力和影响的形成，正是”法令出一“旨在所达成的目标。

　　秦二世即位后，”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9]267秦始皇树立的石刻碑文，记载的是“皇帝”二字，却并未刻明“始皇帝”,秦二世以为这不足以彰显秦始皇的功绩。李斯等人上奏，将秦始皇的诏书完整地刻于石上，这样其功绩自然清晰可见。以石刻的形式将诏书固定下来，在彰显功绩的同时，也使得诏令的效力影响更为久远。

　　这些都说明，诏令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确立，使得命令体制的权威性得到极大的膨胀。可以说，秦始皇对诏令类文体的生成，从制度的确立到体制的示范，其所做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汉代诏令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从而达到形制完备、意辞兼美，成为历代诏令中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许同莘。公牍学史[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7:1.

　　[2]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释文[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第二册) [M].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

　　[4][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南朝·梁]刘勰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55 - 456.

　　[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62.

　　[9][汉]司马迁，[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10] 薛凤昌。文体论[M].上海：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四月初版：73.

　　[11]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