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诰：”诰“的本义即是”以言告人“[5]92,它并不专门局限于下行的命令性体制。在《尚书》中，上行和下行的”诰“均可见。上行之”诰“,如《仲虺之诰》，是商汤左相仲虺告诫商汤之言。下行之”诰“,如《大诰》，是周公率兵东征之前发布的诰文，以申明东征的理由;《康诰》是康叔出任殷地之前，周公对他的训诫之辞，也就是说，”诰“体并没有固定的使用规范。不过从数量来看，《尚书》所收录的下行之”诰“,其篇目远多于上行之”诰“; 这是由于作为帝王之书，《尚书》更加侧重”王言“的记载，而使”诰“给人以”上告于下“的印象。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告上曰告，发下曰诰“的说法[6]115,以着重突出”诰“的下行性。

　　这一特点在”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告也。……以言告人，古用此字，今则用告字，以此诰为上告下之字“[5]92.《正字通》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古者上下有诰，秦废古称制诏。汉武元狩六年，初作诰，然不以命官。唐称制不称诰，宋始以诰命庶官，明命官用敕不用诰。三载考绩，则用诰以褒美。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给诰，如一品之制，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诰命，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可见，”诰“在后世发展中，上行特征已经完全消失，而成为命令性体制中的一个固定类别。

　　②誓：《尚书》中的”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君王在出征前的誓师之辞，相当于战争动员令，如《甘誓》、《泰誓》、《汤誓》、《牧誓》、《费誓》、《胤征》等。从体例上看，誓词一般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召集听话人，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 其次，解释出征的理由，声讨敌方的无道并历数其诸项罪状; 再次，说明己方讨伐的正义性，并声称兴师是奉天命所为; 最后，鼓舞士气，许下赏赐的承诺; 同时，威胁不听从者将受到惩罚。具体以《汤誓》为例：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4]160

　　第一层：”格尔众庶，悉听朕言。“作为国君的商汤，首先将民众召集到跟前，以示有命令要发布。第二层则解释了发动灭夏之战的理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并且逐一列举了夏桀的罪行和暴政。第三层”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说明自己讨伐夏桀是为了解除民众的疾苦。第四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是向民众发出的号召，承诺奉行命令的人，将得到大大的赏赐; 反之，如果不听从，就要惩罚他们作奴隶，决不宽恕。这种恩威并施的口吻，也成为誓师之词的主要特点。

　　③命：《尚书》中的”命“,据《文体明辨序》载：”或以命官，如《书·说命》、《冏命》是也; 或以封爵，如《书·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也; 或以饬职，如《书·毕命》是也; 或以赐赍，如《书·文侯之命》是也; 或传遗诏，如《书·顾命》是也。“可见，”命“体主要用于授命、册封等方面，这实际上体现了”命“的本义。《文心雕龙·诏策》曰：”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 后以施命诰四方; 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也就是说，”命“的本义，是古代帝王给有功德的人赐姓; 因为它说明的是来自上天的旨意，故而有授官和赐姓的功能。

　　”命“的体例，一般可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盛赞受命者的美德，以此说明授命、封赏的理由;继而向受命者提出进一步期许和要求，以示勉励。具体以《微子之命》为例：

　　王若曰：”猷!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呜呼! 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尔惟践修厥猷，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笃不忘。上帝时歆，下民祗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钦哉! 往敷乃训，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呜呼! 往哉惟休，无替朕命“[4]200.

　　前一部分，首先对微子的美德予以充分肯定：褒扬其”崇德象贤“,能够继承并遵行成汤的治国之道：”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从而得到上天的肯定和百姓的拥护：”上帝时歆，下民祗协“,故”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说明这些因素正是授命微子为上公的正当理由。第二部分，则是对微子提出具体要求： 其一，”率由典常“,告诫其必须遵循常法行事; 其二，”律乃有民“,即用法度规范民众，以保证长久安居于上公之位; 其三，”万邦作式“,希望其尽心地辅佐周王室，为诸侯万邦做出表率。

　　值得一提的是，”诰“、”誓“、”命“三体，不仅仅是指代三种命令体制的名称，其更从整体意义上突出了”王言“的典型性和神圣性：”《周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 曰辞，曰命，曰诰，曰会，曰祷，曰诔： 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为之辞，则所谓代言者也。以《书》考之，若《汤诰》、《甘誓》、《微子之命》之类是也。此皆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6]33.《文心雕龙·诏策》：”皇王施令，寅严宗诰。“命令性体制的特征，由此与其它文体区别开来，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

　　三、”王言“在春秋战国的没落

　　随着周平王的东迁，春秋时代拉开了序幕，自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代表天子威仪、反映王权意志的命令体制，也逐渐被诸侯所使用。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丰有劳于晋国，余闻而弗忘。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杜预注曰：”策，赐命之书。“可见，诸侯国君在此时也享有任命、封赏等本该唯天子拥有的权力。又如《尚书·秦誓》，其开篇为：”公曰：‘嗟! 我士，听无譁! 予誓告汝群言之首。’“与《牧誓》、《泰誓》中的”王曰“之言相比，作为秦穆公的誓众之辞，”公曰“的形式昭示了”誓“这一命令体制的发布主体，开始由天子转向诸侯国君，从而造成了身份下移。另一方面，虽然诰、誓、命等文体仍然被周天子所使用，但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际效力。

　　逮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随着诸侯列国的纷纷崛起，”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各诸侯国的盟书、外交文书、策士辞令等相继兴起：”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7]; 同时，思想解放带来的百家争鸣局面，使得富有纵横气息的诸子论辩文章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起来。在如此开放自由的环境里，文章的各种体制应运而生，色彩纷呈; 相反，古老的命令性体制则少有机会彰显唯我独尊的权力意志。不过，在充满活力的语境中，同样孕育了命令性体制的新生命---诸侯或大夫所用的玺书，便成为后世下行文书的新文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这是说，鲁国的季武子私自占领了卞邑，派公冶去问候襄公。公冶走后，又派人去追赶，让他将印封好的玺书交给襄公，玺书上说：”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从季武子的身份和玺书的内容来看，这份玺书是上行公文。而《文章辨体序说》则引应劭之语曰：”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可见，玺书的应用在当时并无严格的限定，尊卑均可使用，这一范围比后世的规定要宽泛得多。

　　四、诏令体制的正式确立

　　先秦时期的命令性体制，大多是约定俗成的，其类型和使用范围并不是完全固定的。这一切直至秦朝建立，才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事实上，统一前夕的秦国法令，对文书施政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睡虎地秦律·内史杂律》：”有事请殹，必以书。勿口请，勿羁请。“[8]意即有事务需要报告时，必须使用文书，禁止随意地口说言传。这便为诏令的制度化，提供了建立和实施的土壤。

　　秦始皇统一六国，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施行的一系列改革，达成了”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的局面[9]255.在大一统的背景之下，命令性体制也被纳入国家规定的范围之中，成为法定体制。这一转变正如薛凤昌在《文体论》中所说：”诏令的名称，至秦始见。以前则上下相亲，并不严定名称。专制以秦为始，于此可见“[10].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初并天下，改”命“为”制“,改”令“为诏，对此，《史记正义》曰：”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命令性体制由此以制、诏的名称固定下来，而诏令类文体也由此被作为国家法定的下行公文，得以确立。这一法定公文随即便发挥了效用： 秦始皇发布的”除谥法制“,成为秦朝的第一则制书，其文如下：

　　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