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儿童”与“儿童文学”概念、关注“儿童”问题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童年”、“儿童”概念边界与内涵的学者。在1913年《儿童研究导言》中，周作人指出，“凡生物之有其儿童期，即所以为其入世之预备”[14].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把儿童期按照年龄、体质、心智等特点划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年期，这一对儿童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对不同阶段心理、智力、体能的解释已经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有交叠重合。以儿童不同的年龄层为标准，划分儿童文学的不同层次，周作人在其后的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中，还有过关于分级阅读的一些理论雏形。这些观点在今天仍被主流的儿童文学界借用。
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及儿童教育，叶圣陶也是早期的儿童教育开路者之一，在1911年发表的《儿童观念之养成》中他就强调了家庭教育较之学校教育对于儿童有更为突出的作用，并指出学校教育应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之母者，苟能于其学校中之所得，为之阐解，以补齐不足，使学校家庭之教育不相离异。”[15]又从实际的教育工作与教学实验中，发现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在1916年写作的《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中，叶圣陶不仅指出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天然需求，更在实际工作经验中，发现了不同学龄儿童对于不同读物的兴趣与需要，“大抵学级低之儿童，喜阅童话、儿童教育画及写真画等，一编在手，莫不欲释还展，笑逐颜开。学校较高之儿童，则喜阅少年丛书、少年杂志及小说等。”[16]然而，“五四”时期对于儿童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再到儿童的发现，从新“青年”的出现---新“少年”的出现---再到新“儿童”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最初的儿童观念是和某种对儿童的冷淡，或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漠视儿童观相适应的。”[17]
儿童问题的探讨主要针对的是腐朽的伦理纲常，以批判封建的长幼关系为基础，目的还是在于革新传统的社会道德，唤醒国人的“人”的意识，以及对重建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儿童也是建设未来新社会、新秩序，承载新理想、新道德的最有希望的群体。
二、理论的倡导：“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1909年，由孙毓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针对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集，也是“童话”一词在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次亮相。这里的“童话”指代的是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童话》丛书的不同辑选吸收了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在内的着名寓言与童话故事，孙毓修考察了原有的儿童读物与现时儿童的精神需求之间所产生的落差，在1909年刊登在《教育杂志》第二期上的《〈童话〉序言》中，孙毓修认识到文言教科书和以往蒙学读物的弊端，在于没有考虑到儿童实际的心理需求和阅读接受，他提出“典与雅，非儿童所喜也”,而“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使然”[19].孙毓修先生比照了当时西方的儿童文学与中国的儿童文学，指出国内儿童文学在观念、理论及创作上的滞后性。孙毓修同时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兼具教育性，“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着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事之远，反倍于教科书”[20].孙毓修先生所编辑出版的1事性状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语言的形式、叙事的策略、言说的技巧等问题，是对改编作品的一次儿童文学自觉。“编译童话之多而广，孙的开山之功是不能抹煞的。”[21]
此外，由鲁迅、周作人所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也收录了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当时署名为淮尓特)、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增订版，当时署名为安兑尓然)等作家作品，并附有作者介绍。“五四”儿童文学活动，始于儿童问题的讨论，而儿童问题的讨论却是指向封建的纲常伦理、老者本位的腐朽思想。儿童问题的探讨与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在解放儿童、给予儿童应有的尊重与关爱的同时，也潜在地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建构同声呼应，意图都在新人、新民，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而儿童，则被寄予了对文学新人理想的更多寄托。郭沫若1921年曾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22]
儿童问题与儿童文学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意在新人，培养全新的国民，这与五四新文学的追求与使命相呼应，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的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23].儿童文学虽然是旨在为儿童提供他们所需要、所喜欢、所能接受的国内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其目的却是塑造一代新人，改变中国的旧式的儿童形象，为进一步建设民族国家而投放下希望的种子。儿童文学的提倡与发展，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宏大理想相联系，成为现代社会体系与文化思想体系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早于现代儿童文学创作，对儿童的关注自然会延伸到如何培养、保护与教育儿童身上，而儿童文学则被视为伴随儿童身心健康成长，适宜他们身心发展与实际阅读需求的重要精神养料。“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探讨涵盖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儿童文学体裁论、儿童文学创作论、儿童文学发生论、儿童文学思潮论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从童话入手，“五四”前后关于童话的讨论也占据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半壁江山。1913年，周作人先生就撰写了文章《童话研究》，虽然这里的“童话”其具体指涉包括了传说、神话、民间故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但作者所提到的“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复，干瘦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24].等前瞻观点在当下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阐释功能。周作人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资源，分析了童话与原人世说(saga)之间的关联，并认识到原人与儿童心智上的相似性，他指出“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25].周作人同时提出“中国童话”的概念，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之所以周作人有这样的设想，大致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尚未明确地将童话、神话、民间传说与故事相分离的缘故，在“中国童话”的研究上，周作人搜集整理了中国传统民间童话资源，如《吴洞》《蛇郎》等。在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进一步地阐释了童话概念的边界及内涵，指出“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26].同时，作者认为好的童话应具备“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等特点，并较为明确地区分了民间童话与作家童话(在文章中对应周作人提出的“民族童话”与“人为童话”)的差别。周作人的童话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赵景深、叶圣陶等五四涌现出的第一批热衷于童话理论与创作的实践者。
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属周作人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是周作人先生在孔德学校的一篇演讲，《儿童的文学》可以看作是周作人《人的文学》文章的呼应与生发。在发现灵肉一体的人，呼唤书写“人生诸问题”的人的文学后，被遮蔽的儿童自然会成为“人的文学”的关注焦点。周作人指出儿童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尊重”.不仅如此，“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所以，儿童的文学要“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兴味;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27]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依据儿童年龄、心智的差别，划分指导儿童的文学阅读，分为“幼儿前期”(幼年期)、“幼儿后期”(童年期)、“少年期”三个层次[28],周作人依据不同的年龄阶段，给儿童读者推荐不同的儿童文学体裁与品种。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做是当下时兴的“分级阅读”,儿童文学三大层次理念的理论来源，是这些理论的最初雏形。周作人对儿童文学儿童性与文学性的探寻，借助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儿童学所发展生成的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建设。
叶圣陶1921年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其中对于儿童文艺的讨论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叶圣陶儿童文学的构想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内容与精神实质上存在着交叠与呼应。例如，叶圣陶认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应“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29],同时，叶圣陶也认为儿童文学最应具备的质素是“想象”与“感情”.叶圣陶在理论上支持与拥护“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念，虽然在后期的创作实践中，叶圣陶的部分儿童小说与童话作品渐渐偏离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文学创作思想，越来越融入主流的文学话语之中，但在早期的叶圣陶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以及叶圣陶中后期的儿童文学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叶圣陶是儿童本位理念的积极拥趸者和发展者。不同于周作人先生利用国外先进的人类学、儿童学资源进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融化建设，叶圣陶更多的是从自身实际的儿童教育经验入手，分析儿童对于文学的内在需求。叶圣陶通过教学实验与教育经验，以及自身对儿童的熟悉，认识到儿童“对于文艺、文艺的灵魂---感情---极热望地要求”,通过观察，知道“儿童与幼小时候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和自己有紧密的关联的”[30].叶圣陶重视儿童文艺作品对情感与智力发展的影响，认为“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并不适合儿童的阅读，叶圣陶指出，好的儿童文艺作品不仅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并且儿童在这样的文学熏陶下，“能得到更高的创作力”[31].“五四”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涵盖了童话、儿歌、寓言、小说、故事等主要体裁，涉及了儿童文学本体论、发生论、创作论、作家论等多种理论层次和类别，而儿童文学接受主体不同层次的划分、儿童文学审美特质的阐释、儿童文学教育应用的探讨、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理论的阐发，是当下儿童文学审美层次论、儿童文学阅读分级论、儿童文学教育学等儿童文学的理论雏形，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可借鉴的价值。儿童的发现是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命题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成人相信儿童在某些方面与成人不一样，需要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儿童文学才能够存在”[32].但“儿童的文学”却与“人的文学”的理论建设---它们的阐释对象、重点及方向、内涵却存在着诸多差异。“人的文学”大体上是以书写“普遍人生”的“血与泪”的“人道主义文学”,而“儿童的文学”理论建构上却是以儿童为本位、为中心，尊重儿童，响应儿童内在的情感与心理需求，兼具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儿童”的“文学”.
三、创作的实践：五四---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