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想象在当代的任务就是对这类形象的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过程”（detranscendentalization）。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一图形当作文本来研究，我们就可以将其保持定格在想象界，而非将其看作是驱动公众领域的不可名状的文化“现实”——盛纳国家的公民结构。“文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能指（a rusing signifier）。如果你献身于“文化”民族主义，而把你的“公民”民族主义献身于八国集团，那么，可能的（但不必然的）情况是：你在“文化上”被选的国家（nation）与再分配的社会正义作对。可能，甚至是很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如果民族主义与地域（location）混为一谈的话，民族主义在这里将不会提供什么衡量的范畴。换言之，NRI——非定居印度人（the nonresident Indian）——或者PIO——印度裔人（person of Indian origin）（二者都用来描述都市里的流散者）——并非必然是好的或者坏的。该问题与下列事实混在一起，越发纠结不清：民族主义左派、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主义的民族主义者”（the globalistnationalist）将会以不同的方式算计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这是令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说法，因为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但又不仅仅是感兴趣。它也是要暗示：现在，事实上是任何时候，将“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的力量与危险。今天，当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与“国际公民社团”那些自我选择的道德促进者们亲密合作时，仅仅民族主义这一个试金石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读局势，更遑论按照实际情形采取行动呢？赛尼斯（P. Sainath）的作品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他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印度在沿着“发展”的阶梯爬升的同时，也在某个阶级内，养成了一种美国式的基于“宽宏大量”的慈善精神。分析这种持久的社会生产性将超出本文的范围。这里我只想简单地重申：民族主义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范畴。我将调转雪莱那个广为引用的劝诫，把它掉过头来：“我们缺乏对民族主义的认知能力，因为我们让它只与我们的想象一起运行，就好像它是一种知识一样。”(11)在这一点上，正如我要一直坚持的，我们必须训练想象，要足够强硬，以便能够测试出其限度。在全球化了的后殖民境况中，我们可以将民族解放式的民族主义送进博物馆了，它还是不错的展品呢；我们可以将民族解放式的民族主义纳入课程设置，它是很好的历史学科。想象的任务不是要博物馆和课程设置为新的文明化使命提供托词，致使我们选错我们的盟友。

　　艾哈迈德对单纯民族主义的反对是支持阶级的，但也对一种民族主义框架的论断作出了让步。

　　在19世纪，卡尔·马克思已经试图通过抽象的资本逻辑绕过对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让步。最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结成了同盟。今天，通常受制于国外的民族主义却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战区所利用。

　　在早些时候的体制中，在富有权柄的国际公民社团的主控型形象出现之前，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开始使用被剥削世界的各种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托词来进行干涉了。用这样的民族主义来对付这一整体是毫无成效的。在美国，“诉求外源”（outsourcing）在临近选举时是主要问题之一，美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使我们看清在全球化美好许愿中的断层线，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做的那样，它借助战争赢得选票，使国际工人协会（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的希望落空。我们从未看见工人们像那次那样团结，反对民族主义战争。面对民族主义难以改变的普遍性，我想提出几点思考。

　　当我们最后一天争论“民族的未来”时，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印度，就好像如果会议是在亚美尼亚或尼日利亚召开，我们就会听到关于亚美尼亚或尼日利亚的事情，如果在中国召开就会听到关于中国的情况一样。另一方面，美国用惯有的方式言说着这个世界，决意将它杀死：或者用枪炮，或者用善心。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它立意要帮助世界。印度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当某个国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某个代理时，民族主义就会加强。在美国，这种民族主义在比较文学中的转变表现为欧美的全球化研究以及全球的欧美化（the globe EuroAmericanizing）研究。它能够与被某些人称作世界主义的全球性（globalaccess）生活快乐地共存(12)。在“欧洲”试图将自身建构为一个整体、声称拥有一种帝国式的民族主义（称为地区主义），并将其看作世界主义时，看到个别欧洲民族国家的旧有含义释放出古旧的、残余的、主宰性的气息，是颇令人回味的(13)。我记得数年前一个著名的印度电影理论家访问纽约时，曾经指出，印度在软件工业方面的出色业绩，意味着已经没有工人阶级了。我们中的很多人立刻指出，软件工业依赖的是同在一个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东亚妇女用灵巧的手指装配起来的硬件。换言之，我们指出了全球主义中的一个民族主义案例。如果印度进入安全理事会，这一状况会有所改变吗？在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和后殖民的民族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将在下文提出某些建议并作出结论。

　　二、语言与民族主义

　　经由想象而拆解理性的计谋、将重新记忆的民族主义建立为身份的基础，是可以被策划准备出来的：通过个体的想象力训练，然而又总是通往集体性。（掌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认为这一点只是个别现象，那只能说明党派之前的结构的虚弱不足和竞选措辞的无力。）并且想象力以这种方式得到最好的训练：它通过密切关注作为“逻辑中的修辞逻辑”（logicinrhetoricinlogic）等的“既个人又集体”（individualyetcollective）的语言/习语这一现象。基于身份的、对于情节总结的政治正确方面的检测，主要是，在（英）联邦内，在英语中，是没有替代的。

　　2003年我在国际现代语言与文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年会上发言时，敦促与比较文学和英联邦文学（Comparative and Commonwealth Literatures）的联合，因为后者拥有某种“内置的、反帝国的、自动批评性的反讽”（builtin antiimperial autocritical irony）。在这里，我重复发出同样的吁请，但是是从另一边，因为比较文学应该关注语言。语言帮助发展出民族主义，因为母语在公众与私人之间作出协调和商讨。想象与学习语言的辛苦之至，让我们安装其他的语言作为母语的“对应物”。请记住马克思关于革命行为的隐喻：

　　一个刚学会一门外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语译成自己的母语：只有当他能够不必经过重新记忆就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它，并且运用新语言的时候能忘掉母语时，他才算真正领会了这门语言的精神，能够运用自如了(14)。

　　这是对比较文学所作的真切描述。你不可能在学习每一种语言时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但是你可以学习两种：N＋1(15)。在这一过程中你就可以重建英联邦的立体地图，后者在一种经验性的构造下被削平。这在像印度这样的多语言国家尤其方便，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也都是很方便的。

　　我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应该被置于比较文学学者脉搏的核心地带。当然，一种充分阐述的比较主义（comparativism）并非仅有这一点就够了。但是，当前比较文学的等级性的功能却总是按照某种标准来实施测度的。实现对等是一件困难的事。它并非是平均相等。它也不是差异的消除。它甚至也不是对差异中的共通性的认可。它不是将丰富的想象削减为司空见惯的庸常。它或许是学着去承认：其他事物能够占据例子这一独特的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经常告诉别人，当我为美国游客的粗俗倍感烦恼时，我母亲就提醒我说：“英语是一种母语”。）这不需要牺牲一个人对自己的食物、自己的语言和自己那一角世界的舒适感。它企图瓦解的，是民族主义的那种占有性、排外性和孤立主义的扩张主义，那种被大都会主义滋养起来的民族主义的不良信念。

　　按照古老的描述，我是一个流浪者。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保持着同样的习惯。但我最难以割舍的是语言。而语言却总是处于一种被放弃的模式中。这里我引用我自己的话，因为这是在我接受印度国家文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Literature in India）授予的英文翻译奖时说的：“文字的文本珍惜其语言印记但无法忍受民族身份。翻译却因着这一悖论而越发走向繁荣”(16)。

　　在印度，我们已经设法避免了语言民族主义，我这样想是对还是错？语言可以成为民族主义巨大无比的承载体，因为它也在公众和私人之间进行商讨，外在公众—私人的分界线上，就像我们从欧洲历史的遗产中所继承的那样。它是历史性的。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存在，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因此在其辉煌中它是非私人性的和“公众的”。然而，正如我一直所论述的，我们学会了这共享的公众事物，这种母语，就好像它是我们自己、我们最最自己的东西制造的那样，那甚至不是“爱”，而是先于“爱”，是一种舒适。印度的例子或许可以告诉我们，母语不需要导向民族主义。一个多语言共和国，有一种借以交流的国家语言（a national language），在文学领域内，能够作出那个令人钦佩的举动：就是承认有很多种母语，这就是我母亲的作法。

　　能够。可是事实是否如此呢？在那次大会上，有人认为英联邦文学协会已经不再受制于英国的霸权了。这是实情。但它却继续受制于英语的霸权。该协会的名称叫做英联邦文学与语言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tudies）。而联邦是有着很多语言的。我相信，我们的协会在继续为异常繁盛的全球英语充当信息交流所的同时，也应该欢迎这样的考虑：即对我们用各种语言创作的文化作品作文本的分析。海瑞士·屈沃蒂（Harish Trivedi）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人称后殖民批评家，他在我们会上评价了土著文学的出现。在我看来，这种趋向应该超越翻译的问题，对我们的成员来说，要进入重启已随殖民主义关闭了的事物的可能性。你能够想象得出这将是一个多么卓越的成就吗？这将是真正的帝国的逆写，是在语言上的逆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