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间，每人约4磅
英国，180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12.9磅，每人消费8.4磅
法国，1789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8.4磅
德国，183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5.0磅

资料来源及资料问题的讨论，参阅：Pomeranz 2000，附录F。 麻资料，参阅：Xu& 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欧洲的消费水准。茶与丝的高消费量并不令人吃惊；糖与布料的高消费量则相当出人意外。虽然这些资料有潜在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能肯定在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产量与1800年英国的数字十分接近。

数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此处所呈现的是16至18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相似点：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贵族逐渐不再以大批待从作为地位的象征，消费手册的出版，一长串无效的禁奢法令（中国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从未修订过）。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消费水平的顶尖史学家Peter Burke利用英译的中、日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的相同点比相异点还多，至少对精英分子是如此。[17] 

生产，妇女所得及家庭劳动分配

可想而知，这样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在一些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机制上所建立起来的。学者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内卷化”（involution）或“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trap）。[18] 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在18世纪中国及西欧的因素市场，那一个比较接近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情况。一般而言，中国的土地交易阻碍较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行会的限制也少得多。[19] 欧洲资本市场较易取得大笔资金，但这对铁路时代以前的生产活动影响较为有限：欧洲各国最大宗的债务多半用于战争（及后来的海外拓殖）。中国的利率比较高，可能是因为由于无力偿债所需付的罚金较少的缘故；这种高利率低风险的组合特别迎合农民家庭的需求，他们把大部分的投资用于农业及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即使利息比中国及欧洲还高，机械化工业仍然有利可图。）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 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20] 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了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21] 

黄宗智的理论很有争议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打算重复学者们的辩论，[22] 不过从我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再加上去讨论黄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费估计使我们怀疑在175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23] 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24] 

纺线工人的所得仍然很低。但正如黄宗智所言，大部分纺线的工作由年轻女孩负责，而不是成年妇女（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一年纺线210天的所得即养活一名女孩一整年。[25] 比较乐观的情形下，由于大多数成年妇女既纺线又织布，所以更重要的是她们的收入实际还要多一些。如果她既纺线又织布，一年210个工作日可以赚得12两，以18世纪中期的稻米价格计算，这些收入可以购买一名成年妇女一年所需稻米量的三倍。另一方面，假定一名农业男工一年从事12个月的工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他还可以全年免费搭伙（实际上雇主会提供一些食物，但不是全部）。根据这些假定，我计算出男性农场工人的收入范围，大约是纺织工人收入上下15%的范围。

简而言之，不论中国家族制度的特定因素还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在这个时期，中国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比欧洲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为小。[26] 因此，在决定购买或自制消费品时，中国家庭有理由去考虑男人与女人时间的机会成本；许多证据显示他们的确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时，我们应该加上家庭资源运用的计算方式。中国与欧洲生产及消费的情况看来相当类似。

但是这些相似性并没有持续下去。在1750到1900年间，欧洲的人口及每人消费量大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成长在1800年左右则明显减缓，每人的非谷物消费量亦降低：20世纪初期布、糖、茶的消费量都在1750年最保守估计的水准以下[27]。 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估了18世纪的数字。

生态环境的限制？能源、纤维、贸易

生态环境的差异解释了这个歧异，但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是因为中国的开发地区人口过度稠密。相反地，在欧亚两端的核心地区同样面临人口压力的问题。以下我将简短地回顾马尔萨斯理论中所提的四项要素：粮食、燃料、纤维、建材。

欧亚两地均未见明显的粮食短缺问题；不过如果不靠着耗尽地力或使用在1800年时仍鲜为人知的技术（像是无机肥料或合成肥料），英国并没有许多空间来扩充农业生产。由于休耕制度及沼泽地排水系统等问题，大部分的欧陆地区仍有许多闲置产能；但英国并不是这样。在1750年1850年间，英国的农业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28] 要增加亩产量唯一可用的办法是像丹麦那样，在生态环境容许的情况下，投入更密集的劳动力生产。由于所需的劳动力极大，但所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使英国那些追求利润的雇佣地主不愿采用这种方法。[29]

有限的资料限示，即使在华北的旱地（通常期生态环境较华南容易被破坏），土地的肥瘠程度比1800年左右的英国更适于谷物生长。[30] （不过华北的土地较不利于种植棉花，详见下述）。而在中国的稻米区，所用的技术无需耗尽地力即可增加产量。[31]

燃料与建材的来源皆来自森林。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中国核心地区的生态环境比欧洲差，因为人口更稠密，且砍伐林木的情况也更严重；但在1750年甚至1800年左右，情况并非如此。1650年以前，英国已经有严重的木料短缺现象；意大利北部亦然。到了1800年，英国约有5%的林地，欧洲其他的岛屿及半岛地区则有10–15%的林地。[32] 以西欧的标准来看，法国造林情况堪称良好，它在1789年有约16%的林地，而在1550年它则有33%的林地。[33] 也就是说，即使在不浪费任何木材的情况下，1789年的法国将需砍伐每年所种植之林木的90%，以满足人们取暖及烹煮等基本需求，只有少量的木料用作建材，而用以扩充燃料量大的铸铁业及其他工业的木材就更少了（由于缺乏燃料，铸铁业通常每年只能运作几个星期[34] ）

在中国，轶闻资料则显示在1820年以前，即使在人口极为稠密的长江下游地区，开垦山坡地所产生的生态问题尚不严重。华北的木材供应不充裕，但显然很少发生短缺燃料的问题。[35] 根据现有资料所计算出来的结果，在1700年中国的林地约有37%，但到了1900年，灾难性的森林砍伐却处处可见。其间两百年的情况耐人寻味。

为了填补这段空隙，我考察了1800年左右鲁西南的土地利用——这个地区值得研究，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