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是“关键性”的：短缺而使价格提高时，人们会找到替代品。因此，我可能是1）过度强调煤的重要性；2）忘记大部分的资源仍来自欧洲，无论新大陆土地密集的生产多么有用；最后，3）我可能对1790年提出一份“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暗示着如果没有新大陆及煤的使用，欧洲可能会以降低生育率、减少消费和使用节省土地及能源的方法加以调整，而使之陷入马尔萨斯论的人口危机。我同意这是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尽管资料显示，在各个地区都有严重的土壤耗竭及其他问题。[66] 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的资源或取材于矿物燃料的化学肥料这类现代产品，生产方式会相当地劳力密集以致使19世纪的欧洲经济史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会比较像东亚的富庶地区，或是欧洲不寻常的例子，像丹麦，而不是像英国那样。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些反对的理由。

早期认为煤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棉花、铁、钢及铁路也同样重要，但其中三样都需依赖煤。不过最近的研究却不强调煤的重要性。例如，有人认为早期的工厂用水力作为动力，而不是煤，而且大部分英国的煤用在家庭取暖及烹煮食物。甚至Wrigley用来强调煤之重要性的计算数字[67] 并不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煤矿的兴盛，情形会变得如何：情况可能是人们会感觉比较冷，会买较多的衣服，制造较少的铁等等，但并不是完全阻挡了某一部门的发展。

对Wrigley而言，煤必须是关键所在。水力可能扩展了一段时间，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限制。它也无法取代煤在各种物理及化学反应过程（像蒸馏、冶金、染布等）或是铁路及汽船等高度分工等行业中的角色。在钢铁方面也是如此——当时很难找到适当的替代品取代这种石化燃料。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英国及威尔士所有的林地只能产生87500至175000吨的铁；但在1820年以前，英国的产量已达40万吨。[68] 如果没有这种廉价而适应性强的能源，其他部门的成长会更慢。尤其是蒸汽机本身体积十分庞大，相当耗损燃料，也很危险，因此它只适用于在矿区抽水，因为那里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费（甚至不值得把机器移至超过矿坑口的“小煤矿”）[69] ：如果蒸汽机没有这方面的用途，并使燃料的价格下降，那就不值得进一步改良蒸汽机。煤本身并没有被用于技术的创新；但没有煤的话，就不会有影响深远的发明。

同样，也许有人会反对我关于新大陆资源的论点，他们认为我的观点和过去关于欧洲海外拓殖及资本积累的研究一样，都太过强调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然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及国内的粮食供应等因素更重要：我们如何能说新大陆资源是关键性因素呢？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也不只是发生的这个例子中。

如果我们只计算单一例子的成长情况，则较小的因素就变得不重要。但在这里，问题是如何定义类别。“1830年新大陆输出至英国的农作物”比“国内生产的农作物”要少，但“从美国进口的纤维”就比“所有其他纤维”为多。而且，要把各个类属定得多精确，则取决于对复杂情况（及隐含的虚拟状况）的判断：不同产品的替代性及经济体中特定部门的重要性等都是影响因素（因此，新大陆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比它所获得的利益更要紧。[70] 欧洲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但是否有其他的方法能获得大量的土地密集物品则很难说）。除非我们假设任何事物一定有负担得起的替代品，否则这样的判断是无法避免的，而且的确有些例子说明小小的增加导致极大的不同。

煤和新大陆有多重要，一部分要看读者对我所举出欧洲与其他地区的相似性有多大的信任。然而，第一，相对于某些合理的标准而言，这些现象并非微不足道（例如，英国的土地）。第二，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出现以解释关键性的歧异（一旦我们知道这个分歧点是在19世纪）。第三，他们松缓了限制（即定量的土地），否则的话，在当时的知识基础及制度下，将很难解决问题。第四，中国和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如丹麦）的核心地区，都发生了一些例子说明如果没有这些优势，社会会变得怎样。不用想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解决之道，欧洲将会陷入马尔萨斯理论的灾难中，或者，中国在它稍微优势的生态条件将自行工业化。（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这是为什么“何以英国不是长江三角洲”？这个问题可以修正它相反的命题。）欧洲的生态危机有可能发生，但我们也想像得到，某些更可能的结果能保存18世纪的生活水准，却不可能导向彻底的工业化，甚至还可能对之所阴碍。[71] 

如果没有矿物燃物及新大陆，欧洲的土地利用会趋于密集化，而其结果则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的确，18世纪的欧洲出现许多征兆可能走向这个趋势：1400到1800年食用肉类的数量减少；英国的某些农业及原始工业，及丹麦所有的经济状况都如此。[72] 东西方的这种差异并非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致。如果把煤及新大陆的“资源冲击”这个变项拿掉的话，我们不难想像到一个劳力更为密集的世界，以及更勤于拾取作物的剩余等。这样的一种进步大概可以维持甚至稍微提高生活水准，但却不会把欧洲引至能源密集及资金密集的世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投入愈多人力于土地上会提高产量，因此把人力从农场工作移开会使农作物价格上扬；同时用这样劳力密集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限制的问题会逐渐减少以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报酬率，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及19世纪的农业革命[75] ）不可能发生。

结 论

最近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成长及“西方如何变得富庶”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但大部分所提到的现象是欧洲与其他地区的相似之处。这些共同的历史过程只会产生像长江三角洲（或是丹麦、荷兰及佛兰德）的结果，而不是英国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前者制度上的“失败”，而是由于在矿物料及综合肥料普遍应用之前，二者基本的生态条件迥异，以及用以替代土地的劳力与资金的限制所致。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这个部分在本文并没有讨论）。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注释

[1] 在长江三角洲包括Skinner（1977年）所称之长江下游巨区的核心县份，根据王业键（1989年）的定义，它在1970年约有36500000人。我有时使用较严格的定义，则此地区人口有31500000人。不论用哪种定义，这个地区都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大小，尽管它不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关于将中国与欧洲整体、或中国的部分地区与欧洲的个别国家之比较，参阅Wang（1997）。
[2] Kjaergaard(1994)，第151–154、158和160页。
[3] DeVries(1994),第249-270页。
[4] Braudel(1981),第134-135页。Abel(1980),第121、136、161、和199页。Clark(1991)，第446页。最近Peter Lindent、Philip Hoffman以及Robert Allen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调整近代早期欧洲的标准实质工资指数，这项研究的结果要比只以“粮食工资”所计算的生活水准更低。
[5] 赵冈（1983），第57页。赵冈的方法论有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只计算现金工资，忽略实物津贴的部分。不过这个趋势大致上还是对的。
[6] Braudel(1981),第134-135页。Abel(1980),第121、136、161、和199页。Clark(1991)，第446页。最近Peter Lindent、Philip Hoffman以及Robert Allen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调整近代早期欧洲的标准实质工资指数，这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