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口相当密集，但并没有木材的输入，而到了1930年代这个地区砍伐森林的情况变得十分严重。[36] 尽管我努力要使得这个地区在1800年的问题看起来糟一些，结果它的情况与法国差不多：有13%的林地，每年的燃料供应比基本所需高出约20%。[37] 对许多人而言，这当然是很辛苦的，因为分配并不平均，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需要木材；不过法国也一样。

在人口更为稠密的稻米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并没有长江下游木材输入的数字，因此无法计算出相关的结果；不过可以对以广州为核心的中国次富庶巨区岭南进行计算。岭南地区约相当法国面积的70%，在1753年有1700万人口，到了1853年有3000万人口。不过即使到了1853年，岭南的林地面积仍比1789年的法国为多。尽管在岭南有更密集的人口依赖这些林木，在1793年时平均每人可得木材量是法国的二倍，到了1853年，仍超过法国1789年的水准。由于岭南气候温和，使用节约能源的烹饪方法，及燃烧农作物残余，因此岭南与法国木材的非燃料用途有很大的差异：在1793年岭南的非燃料用木材是法国1789年水准的六倍；到了1853年，则是法国1789年水准的二倍。这些数字显示，即使中国人口较密集，中国所面临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并不比欧洲来得大。计算的结果如下：

1800年左右中国与欧洲生态环境的比较

一、土壤肥沃度与耗氮量的比较：1800年的华北与英国

六年的小麦总产量：
英国 2092公斤/亩 华北 1836公斤/亩
（注：如果把华北的三次的大豆作物也算进去，对应英国的二次的苜蓿作物，则华北可能是较好的食物生产地。）

小麦作物所耗竭的氨量：
英国 44.77公斤/亩 华北 42.49公斤/亩

施肥所加入土壤的氮肥：
英国：4000–5600公斤/收成亩x.6%–4.9%氮含量（假定多为牛粪肥）
华北：5600–8900公斤/收成亩x2.0–7.5%氮含量（假定多为猪粪肥）
（注：氮含量的百分比是以新鲜粪肥的数字为准，肥料放置愈久，氮含量愈少。由于华北农民每隔几天就施少量的肥料，而英国农民则通常每年施一两次大量的肥料[用兽力推车工节省人力]，中国的肥料可能有额外的优点，但此处不计。）

耗氮量固定作物：
英国：二获的苜蓿，平均每亩60公斤的氮
华北：三获的大豆，平均每亩48公斤的氮
（注：苜蓿与大豆个别案例与平均值间的变异量差别很大，变异量大的原因不明。）

二、木材/燃料供应的比较：岭南、法国、鲁西南

表3

年代 林地面积（公顷） 林地比例
广东 广西 岭南 广东 广西 岭南
1753 9000000 6500000 15500000 45 35 40
1773 8200000 6020000 14220000 41 32 37
1793 7440000 5660000 13100000 37 30 34
1813 6560000 5240000 11800000 33 28 30
1833 5760000 4940000 10700000 29 26 28
1853 4880000 4700000 9580000 24 25 24

比较：法国：1550年33%的林地，1789年16%的林地（此后林地比例又略为降低）；鲁西南：1800年至少有13%的林地。

表4

年代 岭南地区每人燃料供应量（假设木材无其他用途）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75吨*1.45吨1.19吨0.99吨0.83吨0.70吨

比较：法国：1789年0.64吨；鲁西南：1800年0.62吨

*这里的“吨”是能源单位，指的是相当于煤的重量（tons of coal equivalent）。

表5

年代 林地面积（公顷） 用于燃料的林地面积 剩余林地面积 每人剩余木材（吨）
175317731793181318331853 15500000142200001310000011800000107000009580000 165000016750002260000246900029560003339000 138500001254500010840000933100077440006241000 2.852.251.731.321.000.74

比较：法国：1550年每人剩余木材3.6吨，1789年0.29吨

资料来源及计算方法，参阅：Pomeranz2000，附录C

但是这些表也显示出，即使燃料的收集与使用有效率，人口及原始工业的成长仍对森林资源有极大的需求。在18世纪的中国及欧洲，木材价格均很昂贵，且不断升高，[38] 即便是一般人民的生活需求尚未受到威胁，每人平均能源使用量已无法显著地增加。

在英国和比利时，由于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的煤业兴起，木材危机得以大大地舒缓。然而，在19世纪晚期以前，煤并非大部分欧洲地区的主要燃料。而且，煤的使用并没有解决木材短缺的问题，只是减缓而已——纸张、建材需求的增加使欧洲的木材供应十分吃紧，直到从北美进口这些物资才缓和这种压力。（欧洲的林地面积缩减的情形到1850年后趋于缓和，但证据显示每人的木材消耗量减少）

正如Anthony Wrigley 所指出的，煤的使用代表一种根本上的突破。他计算出在1820年左右英国煤所产生的年能源量（约为1750年的五倍，是1700年的八倍[39] ），相当于1500万亩的林地所产生的能源量。[40] 标准的转换率是2100万“鬼亩”（ghost acre）：比英国的牧场与农地的总面积还大。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中国，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山西，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英里，就像如果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地把水抽出去，因此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另一方面，在矿坑入口即有煤藏使这种早期的低效率的蒸汽机都值得使用，直到改良式的蒸汽机发明出来，并可以运用在其他用途。相形之下，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坑深处，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我们更难想象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却更可能会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在日益严惩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18世纪的欧洲如果每人的布匹消费量增加，而且需要运送布匹到海外以交换基本的物产，则他们需要更多的纤维。但若要增加羊毛则会占用太多可作为更密集生产用的土地，而无法进一步的扩展。种亚麻十分耗竭地力，而且劳力高度密集。这使亚麻变成西欧的园艺作物；多半小规模地种在城市周围，并有充足的粪肥及劳力供应。在17、18世纪，英国国会不断立法大量补贴亚麻种植，但产量提高不多，而欧陆的产量也不大（除了俄国之外，因该地在几次亚麻收成后，就休耕很长一段时间）。[41] 要达到1830年从新大陆进口棉花供应量的水准，英国需要增加30倍的亚麻生产。

东亚主要的纤维来源是棉花。它不像亚麻那样耗费劳力，但它也十分耗损地方。长江下游从东北大量进口的大豆，大部分都用作棉田的肥料；1750年以后从日本进口的渔饲料大部分也用于此道。当然，欧洲最后也用棉花——不过不是进口肥料来种植棉花，而是从美洲进口大量的原棉。

这里我们需要考虑长途贸易中的一般性问题。当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区某些物资的供应短缺时，他们会到人口密度较低的边陲地区寻求这些物资——这些地方通常都有多余的木材、牛群、谷物等，但很少生产核心地区所不虞匮乏的制成品。因此，英国及荷兰向波罗的海各国及后来的新大陆进行贸易；长江下游则从上游地区进口稻米及木材，从满洲进口小麦及大豆，从华北进口原棉。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这些原料贸易量之大，冠于全球；[42] 珠江三角洲亦开始仿效之。

但这种贸易总是会有限制的。东亚和欧洲各有较为显著的限制。尽管在边陲地区家庭有较大的自由度来决定劳动力的分配，繁荣的出口业及商业化通常会刺激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殖[43] 及移民。当最好的地都占用或最易使用的林地都被开垦过后，部分劳动力便被分配至手工业：由于大部分科技尚末用于昂贵的生产资料，庞大物品的高运输成本对正开始发展的工业提供某些保障，这种进口替代的过程比现在更“自然”些[44] 。这些变化减少了出口用的剩余原料，并降低进口制成品的需求。

在18世纪晚期至19纪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