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都出现这样的情形。长江中上游地区发展非常快速，[45] 其稻米及木材的剩余量大大减少，部分多余的人用于制造粗布，取代长江下游的进口产品。[46] 在华北，人口增长之快速，使他们必须把原先转作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再转为种植粮食作物；[47] 而且该地所出产的原棉多半用于当地的纺织业，而不再卖到南方去。

就某种程度而言，长江三角洲的补救之道是找到更远的新市场（如东北、东南亚及西方世界），并以更专业化的方式生产供士绅阶级消费之用的精致布料，使其成为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正如成熟的工业区所应有的发展路线。尽管如此，它还是遇到严重的经济压力使其无法进一步发展专业化的工业。我利用一些零散的资料估计出长江三角洲纺织工人的购米力，在1750至1800年间下降22%–42%（可能比较接近42%），到了1840年又再降低10%[48] 。在这一世纪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几乎等于零，然而整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岭南巨区的核心地带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是程度不似长江三角洲般剧烈。[49]

如果边陲地区的人口曾迁移至长江三角洲，这些趋势则可能不那么明显。这可能使边陲地区的出口贸易可以持续久些；也可使长江三角洲的工资降低些，使其出口的制成品较具竞争力。

在这里，中国的社会机制及价值观是关键性因素。布料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妇女的工作，而妇女几乎从不单独迁徙；她们是跟着男性为首的家户一起迁徙的，而大部分的村民是农人。大部分的工业在农村，而在一个村子里，你如果没有亲戚或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是很难在当地立足的——这里并不是大地主雇用农场工人工作的那种景观。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十分昂贵，就连租地都需要一大笔押金，因此内地的穷人大有理由留在原地不动，除非他们完全无地可耕。

另一方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的制度（包括用以购买种子及性畜的政府贷款）成功地协助穷人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且实施情形远比欧洲来得好：欧洲的机制使土地辽阔的东欧不欢迎任何从西欧来的拓荒者，而在1800年以前，移民至新大陆的成本十分高昂，如果穷人想移民，他们必须接受相当于奴隶买卖的合约条件。只要有地方去，整合的劳动市场对促成新大陆的移民潮比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流动更重要。整体而言，中国的劳动市场比欧洲的劳动市场整合度高。但是，当再也没有荒地可供开垦时，要在高度发展地区寻得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的困难度也明显增加。同时，男耕女织的文化理念——这在清代实施的情况较为彻底[50] ——意味着如果可能的话，边陲地区的家庭也生产布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江户时期日本所发生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国：家庭分工的精细化取代了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51] 当中国稻米输出区的收入提高，且清代官员在这些地区协助传播植棉纺织的技术，多数的家庭会倾向把妇女留在家中工作，而不是像某些官员所倡导的，投入人力在二获的稻作上，结果他们把生态压力加诸于下游地区。[52]

中国边陲地区人口增加的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的观察家并不记录消费能力的下降——这可以从1750年及20世纪初期的数字比较而得。大部分地区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下降（华北[53] 及西北可能是例外），但各个地区的比重不同使全国的总量降低。1750年，光是长江三角洲一地人口就占全国的16–21%，在1850年时则不到9%，到了1950年只剩不到7%。Skinner的巨区理论中，最富庶的三个巨区，在1750年有占全国人口的40%；到1843年则只有25%。[54] 如果这三个巨区的糖消费量在18世纪中叶占全国的大部分，我所计算的数字与卜凯在1930年所调查的差距，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减少所致。[55] 内地的生活水准可能不断地升高，但仍远远落后于长江三角洲；而且他们开始主宰中国的加总数字。

历史的偶然与“欧洲奇迹”

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英国如何避免长江三角洲的命运。其关键因素是科技的变化——特别是蒸汽机与煤的应用，这在20世纪化学制品及电力的发明之前，是解决土地利用的限制最根本的方式。此外则是其经济发展地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与上述所讨论的中国情形十分不同。

近代早期西欧与东欧的贸易并不是像中国内地一样由于人口增加及进口替代所引起的，东欧的农奴及其他制度使其农业改良及人口增长要比一般所预想在自由劳动市场的边陲慢得多：很少人会从拥挤但较自由的地区移民过来，能够不透过继承而建家庭的雇佣劳动人口也很少，更没有农民可以转而投入手工业生产。

但这些机制同样限制了他们对出口需求的回应；也限制了这个地区对进口制造品的需求，因为许多人非常穷困，而且被排拒于市场经济之外（即使他们的生产非如此）。因此，在1650年之后波罗的海区域的贸易规模，只有中国粮食长途贸易一部分而已。[56] 这种缓慢的出口能力使西欧国家相信只要制度、科技及价钱有所改变，东欧国家就可以把谷物卖给他们，并购买他们的制造品；不过这种情况一直到1860年以后才发生。[57]

1860年以前一个世纪内，新大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西北欧的土地利用限制：主要是新大陆的天然资源及历史因素所促成。欧洲移民所带去的传染病使几百万土著丧生，大部分的劳动力被奴隶所取代——在18世纪晚期，奴隶从加勒比海地区及巴西以出口所得四分之一的成本进口至新大陆[58] 。而且，这些奴录通常无法满足其基本维生所需（不像大部分在欧洲的经济作物工人）。结果，环加勒比海的奴隶地区（从巴西到美国南部）变成第一个“现代化”的边陲在带，以大量的金钱购买进口的生产资料（在这个例子中是被拐骗的）及大众消费品（例如奴隶的廉价布料）。因此，不像欧洲大陆的边陲地带（即东欧），新大陆不断扩张而成为土地密集出口的来源，使欧洲的制造业愈专门化。（制造品是用来购买非洲的奴隶，也卖到北美赚取现金以购买加勒比海农场的谷物及木材[59] ）

长期来说，从北美自由地区出口的产品可能较多，不过这也是1860年以后的事。而且正如McCusker及Menard所言，很长一段时间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及维持也与出口的能力有关。[60] 目前我们所考虑的是，早在1830年时，新大陆的商品在多大的程度上减缓了英国的土地限制？如果1801年英国所消费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英国需要用85万至120万亩的小麦良田种植甘蔗；在1831年以前，也就是糖价大幅滑落而每人的糖消费量增为五倍之前，则这数字增至120至160万。在1830年，如果英国不用进口的美洲棉而只用羊毛的话，则它需要超过2300万亩的土地：大于英国牧场及农地的总和[61] ，或是Wrigley所计算1820年煤的冲击。[62] 因此，英国能够扩张领土以解决某些资源的限制，部分是因为它的边陲地区存在劳力限制及殖民地垄断等因素，市场机制不像在东亚能够正常运作。

随着工业化的脚步，新大陆的进口商品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矿物燃料。从1815至1900年，英国的煤产量增加了14倍；[63] 其糖的进口量约增加11倍，[64] 而棉花进口量更是惊人地增加了20倍。[65] 英国也开始大量消费美洲的谷物、牛肉、木材及其他主要产品：而新大陆也开始成为欧洲各地外移人口的目的地。当这些移民把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一起带来时，当进步的科技横渡大西洋使人们用机械制造生产资料（而不象先前以奴隶的人力制造）以符合高度的需求时，而且当新大陆的政府以殖民政府需支付经济扩张的成本为由而纷纷独立时，许多独特的机制在过去有助于新大陆土地密集出口品的贸易往来，现在却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当殖民地及大西洋两岸间的贸易成形时，这些机制是至为关键的。


“鬼田”，替代性及不连续性

许多读者可能会以三种相关的理由来质疑我的论点。不论是哪一种，都与一种观念有关，即没有一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