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的结果要比只以“粮食工资”所计算的生活水准更低。
[7] 比较Lavely及Wong(1998)(尤其是表二及图三)、Lee及Campbell(1997),第79页,与Wrigley及Schofield(1981),第230、708–713页。[参阅Razzell(1993)的著作],这些数字都太高。Razzell对婴儿死亡率的调整,所得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37.0降至31.6到34.0之间。欧陆的例子则参阅Knodel(1988),第68–69页,及Blayo(1975),这些研究显示法国的预期寿命低得多。
[8] 李中清(1994),第3页。
[9] 李伯重(1994a),第32–34页。比较McEvebdy及Jones(1978),第28–29页。
[10] 方行(1996),第93、95页。
[11] phelps Brown及Hopkins(1981),第14页。
[12] Pomeranz(2000),第137页及注110。
[13] Kindleberger(1990),第35–85页。他的确暗示中国人是积财者,而不是花费者。但他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论点。
[14]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金瓶梅》及《醒世姻缘传》中的记载。它们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部分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是华北的中型城市及小镇,而不是全国性的大都市。关于中国的消费问题,参阅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一流史家Burke(1993)的著作,第148–161页。这个问题在我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27–152页。
[15] 例如,Staunton(1799),第二部分,第48页;Macartney(1793 ),转引自Cranmer–Byng(1963),第99、106页。
[16] 税册所记载的土地数字过度偏低,因为在中国,漏报、短报土地是常有的事。我以基本粮食作物的数量得出最高的土地估计量;至于生产现金作物的地区,则较难处理,我把它从全国总数中忽略不计,即使当时的人认为现金作物的产量可观。就糖而言,我只计算广东及台湾的产量,加上已知的进口量,虽然福建也是主要的糖产地,而且根据时人估计,福建蔗糖运销全国各地的数量约为广东、台湾、福建三地糖产的九分之一(引自Daniels1996,第97、105页)。广东境内我用来估计现金作物地区的土地数字,比Robert Marks的广东研究低百分之二十,而且蔗田部分只算其中的十分之一。事实上,Marks的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过低了。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19-122页。
[17] Burke(1993),第158页。
[18] 见Huang(1990)及Elvin(1973)。Elvin个人认为环境的阻碍大过制度的问题,不过其他人改变了这个观点。
[19] 我在自己的书中作了较详尽的比较,见Pomeranz(2000),第69–107页。
[20] Zhao(1986);Goldstome,(1996)。
[21] 1990h,第91、110页。
[22] 见Wong(1992)。
[23] 张忠民(1988),第207–208页;比较Huang(1990),第84-86页。
[24] 参阅Pomeranz(2000),附录E。
[25] 徐新吾(1988),第469页。徐在1992年的著作中认为妇女和她未成年的帮手(通常算半个劳动力)每年工作265个成人的纺织工作天,也就是每名成年妇女一年工作180天。
[26] 英文资料见Horrell及Humphries(1995),第102-103页。
[27] 例如,1930年代每人糖消费量大约是2.2磅,引自Daniels(1996),第85页。张仲礼所引1930年代每人的茶消费量是1.3磅,比我所估计1840年的数字高得多。但1840年的估计量只包括长程贸易中已上税的部分,因此是低估的数字。
[28] Thompson(1989), 第189页;Clark(1991),第456-459页;B.Thomas(1985),第145–146页。
[29] 关于丹麦的部分,参阅Kjaergaard( 1994),第37–38、55–56、123、151–158页。关于资本家与农民在处理生态压力上策略的差异性,参见AMBROSOLI(1996)。
[30] Pomeranz(2000),附录B及第五章。
[31] 李伯重(1998),第119–127页。
[32] Williams(1990),第180–181页。
[33] Copper(1985),第139页,注2。
[34] Braudel(1982),第一部分,第367页。
[35] Stauntom(1799),第二部分,第141–142页;Pomeranz(1993),第123–127页;更多详细资料,见Pomeranz(1988),附录F。
[36] Pomeranz(1993),第123–137页
[37] Pomeranz(1993),第124–125页;Pomeranz(1995),第7–11页;并参阅Pomeranz(2000),附录B。
[38] 关于欧陆的例子,参阅Goldstone(1991),第186页;Labrousse(1933;1984),第343、346-347页。这些研究发现,在1726至1789年间,法国燃料用木材价格的上涨幅度比其他商品大得多,这种上涨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期。本文稍后会讨论英国的例子。关于中国的例子,参阅李伯重(1994b)
[39] Flinn(1984),第26页。
[40] Wrigley(1988),第54-55。
[41] Warden(1967),第32-40页;Grantham(1989a),第13-14页;Blum(1961),第333–334页。此处应注意的是Warden在1864年绝望地表示英国从欧陆进口愈来愈多的亚麻。
[42] 每年从长江中游一地输入的食物约可养活600万长江下游的人口,所进口的大豆如果不用作肥料,则可另外再养活三四百万人。即使在并不十分商业化的山东省[它在1800年有2300万人口,Huang(1985),第322页],也输入食物足以养活70万至100万的人口,并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相较之下,波罗的海地区每年的谷物贸易量最多只养活60万人,在1800年以前,整个欧洲的谷物长程贸易加总起来最多不过养活2500万人口。关于这些不同的流量数字,参阅DeVries(1976)第17、56页;Braudel(1981),第127页;Adachi(1978);Wu(1985),第277页;Xu(1995),第86页;Marks(1991),第76-79页;Wang(1989),第423-430页;Lu(1992),第493页。
[43] 收入增加一般会降低死亡率,有时也会提高出生率。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则通常会使结婚年龄提早,因他们不必等到继承财产后才结婚。
[44] 在我的新书中(第285–292页),我用比较正规的模式来说明这个论点,调整各种关于价格及其他变项的可能假设。Joel Mokyr(1976)的研究对这个模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45] Skinner(1977a),第213页。他注意到这种成长在18到20世纪之间可能会减少稻米的长途贸易量。
[46] 李伯重(1998),第108页;山本(1991),第7–8、10–11页;关于概括性的叙述,见Pomeranz(2000),第242–251页。
[47] Pomeranz(2000),附录F。
[48] Pomeranz(2000),附录E。
[49] Pomeranz(2000),第六章及附录E。
[50] Li(1996);Mann(1992)。
[51] Saito(1985)。
[52] 关于清政府在棉业未开发地区鼓励棉业的努力,见Mann(1997),第160–165、176页。关于在长江中游鼓励两获农作的失败例子,见Perdue(1987),第131–135页。
[53] 比较Fang(1995)和Huang(1985)、Kraus(1986)Pomeranz(1993)的著作。
[54] 这是根据Skinner(1977)第213页的资料所作的计算。Skinner(1987),第67–76页;梁方仲(1980),第395–413页。
[55] 人口方面地理重分配的效果使平均消费量由4.3磅降为2.5磅,而Buck指出糖的平均消费量为2.2磅。用其他方式所制造的糖,加上被直接啃食的甘蔗(这在产地是很普遍的),可以很容易弥补上述两者的差异。
[56] pach(1990),第186-190页。
[57] b.Thomas(1985),第141-150页。
[58] 奴隶价格的数字是根据Miller(1986),第70页:奴隶的目则是根据Curtin(1969),第216页和Ludwig(1985),第314页。加勒比海地区的出口数字得自Deerr(1949–1950),第193–203页(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第235–242页(法属加勒比海地区)。英国的进口数字得自Mitchell(1988),第462–464页。巴西1821–1826年的出口数字根据Ludwing(1985),第107页;1796年及1806年的数字得自Morineau(1985),第177–178页。
[59] Klein(1991),第291页;Shepherd&Walton(1972),第43–44页;Richardson(1987),第765–766页。
[60] McCusker&Menard(1985),第18、23、28-30页。
[61] 大约是1800万亩,见Mitchell(1988),第186页。
[62] 见Pomeranz(2000),附录D有“鬼田”数字的来源。
[63] Mitche
[7] 比较Lavely及Wong(1998)(尤其是表二及图三)、Lee及Campbell(1997),第79页,与Wrigley及Schofield(1981),第230、708–713页。[参阅Razzell(1993)的著作],这些数字都太高。Razzell对婴儿死亡率的调整,所得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37.0降至31.6到34.0之间。欧陆的例子则参阅Knodel(1988),第68–69页,及Blayo(1975),这些研究显示法国的预期寿命低得多。
[8] 李中清(1994),第3页。
[9] 李伯重(1994a),第32–34页。比较McEvebdy及Jones(1978),第28–29页。
[10] 方行(1996),第93、95页。
[11] phelps Brown及Hopkins(1981),第14页。
[12] Pomeranz(2000),第137页及注110。
[13] Kindleberger(1990),第35–85页。他的确暗示中国人是积财者,而不是花费者。但他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论点。
[14]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金瓶梅》及《醒世姻缘传》中的记载。它们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部分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是华北的中型城市及小镇,而不是全国性的大都市。关于中国的消费问题,参阅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一流史家Burke(1993)的著作,第148–161页。这个问题在我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27–152页。
[15] 例如,Staunton(1799),第二部分,第48页;Macartney(1793 ),转引自Cranmer–Byng(1963),第99、106页。
[16] 税册所记载的土地数字过度偏低,因为在中国,漏报、短报土地是常有的事。我以基本粮食作物的数量得出最高的土地估计量;至于生产现金作物的地区,则较难处理,我把它从全国总数中忽略不计,即使当时的人认为现金作物的产量可观。就糖而言,我只计算广东及台湾的产量,加上已知的进口量,虽然福建也是主要的糖产地,而且根据时人估计,福建蔗糖运销全国各地的数量约为广东、台湾、福建三地糖产的九分之一(引自Daniels1996,第97、105页)。广东境内我用来估计现金作物地区的土地数字,比Robert Marks的广东研究低百分之二十,而且蔗田部分只算其中的十分之一。事实上,Marks的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过低了。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19-122页。
[17] Burke(1993),第158页。
[18] 见Huang(1990)及Elvin(1973)。Elvin个人认为环境的阻碍大过制度的问题,不过其他人改变了这个观点。
[19] 我在自己的书中作了较详尽的比较,见Pomeranz(2000),第69–107页。
[20] Zhao(1986);Goldstome,(1996)。
[21] 1990h,第91、110页。
[22] 见Wong(1992)。
[23] 张忠民(1988),第207–208页;比较Huang(1990),第84-86页。
[24] 参阅Pomeranz(2000),附录E。
[25] 徐新吾(1988),第469页。徐在1992年的著作中认为妇女和她未成年的帮手(通常算半个劳动力)每年工作265个成人的纺织工作天,也就是每名成年妇女一年工作180天。
[26] 英文资料见Horrell及Humphries(1995),第102-103页。
[27] 例如,1930年代每人糖消费量大约是2.2磅,引自Daniels(1996),第85页。张仲礼所引1930年代每人的茶消费量是1.3磅,比我所估计1840年的数字高得多。但1840年的估计量只包括长程贸易中已上税的部分,因此是低估的数字。
[28] Thompson(1989), 第189页;Clark(1991),第456-459页;B.Thomas(1985),第145–146页。
[29] 关于丹麦的部分,参阅Kjaergaard( 1994),第37–38、55–56、123、151–158页。关于资本家与农民在处理生态压力上策略的差异性,参见AMBROSOLI(1996)。
[30] Pomeranz(2000),附录B及第五章。
[31] 李伯重(1998),第119–127页。
[32] Williams(1990),第180–181页。
[33] Copper(1985),第139页,注2。
[34] Braudel(1982),第一部分,第367页。
[35] Stauntom(1799),第二部分,第141–142页;Pomeranz(1993),第123–127页;更多详细资料,见Pomeranz(1988),附录F。
[36] Pomeranz(1993),第123–137页
[37] Pomeranz(1993),第124–125页;Pomeranz(1995),第7–11页;并参阅Pomeranz(2000),附录B。
[38] 关于欧陆的例子,参阅Goldstone(1991),第186页;Labrousse(1933;1984),第343、346-347页。这些研究发现,在1726至1789年间,法国燃料用木材价格的上涨幅度比其他商品大得多,这种上涨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期。本文稍后会讨论英国的例子。关于中国的例子,参阅李伯重(1994b)
[39] Flinn(1984),第26页。
[40] Wrigley(1988),第54-55。
[41] Warden(1967),第32-40页;Grantham(1989a),第13-14页;Blum(1961),第333–334页。此处应注意的是Warden在1864年绝望地表示英国从欧陆进口愈来愈多的亚麻。
[42] 每年从长江中游一地输入的食物约可养活600万长江下游的人口,所进口的大豆如果不用作肥料,则可另外再养活三四百万人。即使在并不十分商业化的山东省[它在1800年有2300万人口,Huang(1985),第322页],也输入食物足以养活70万至100万的人口,并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相较之下,波罗的海地区每年的谷物贸易量最多只养活60万人,在1800年以前,整个欧洲的谷物长程贸易加总起来最多不过养活2500万人口。关于这些不同的流量数字,参阅DeVries(1976)第17、56页;Braudel(1981),第127页;Adachi(1978);Wu(1985),第277页;Xu(1995),第86页;Marks(1991),第76-79页;Wang(1989),第423-430页;Lu(1992),第493页。
[43] 收入增加一般会降低死亡率,有时也会提高出生率。对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则通常会使结婚年龄提早,因他们不必等到继承财产后才结婚。
[44] 在我的新书中(第285–292页),我用比较正规的模式来说明这个论点,调整各种关于价格及其他变项的可能假设。Joel Mokyr(1976)的研究对这个模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45] Skinner(1977a),第213页。他注意到这种成长在18到20世纪之间可能会减少稻米的长途贸易量。
[46] 李伯重(1998),第108页;山本(1991),第7–8、10–11页;关于概括性的叙述,见Pomeranz(2000),第242–251页。
[47] Pomeranz(2000),附录F。
[48] Pomeranz(2000),附录E。
[49] Pomeranz(2000),第六章及附录E。
[50] Li(1996);Mann(1992)。
[51] Saito(1985)。
[52] 关于清政府在棉业未开发地区鼓励棉业的努力,见Mann(1997),第160–165、176页。关于在长江中游鼓励两获农作的失败例子,见Perdue(1987),第131–135页。
[53] 比较Fang(1995)和Huang(1985)、Kraus(1986)Pomeranz(1993)的著作。
[54] 这是根据Skinner(1977)第213页的资料所作的计算。Skinner(1987),第67–76页;梁方仲(1980),第395–413页。
[55] 人口方面地理重分配的效果使平均消费量由4.3磅降为2.5磅,而Buck指出糖的平均消费量为2.2磅。用其他方式所制造的糖,加上被直接啃食的甘蔗(这在产地是很普遍的),可以很容易弥补上述两者的差异。
[56] pach(1990),第186-190页。
[57] b.Thomas(1985),第141-150页。
[58] 奴隶价格的数字是根据Miller(1986),第70页:奴隶的目则是根据Curtin(1969),第216页和Ludwig(1985),第314页。加勒比海地区的出口数字得自Deerr(1949–1950),第193–203页(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第235–242页(法属加勒比海地区)。英国的进口数字得自Mitchell(1988),第462–464页。巴西1821–1826年的出口数字根据Ludwing(1985),第107页;1796年及1806年的数字得自Morineau(1985),第177–178页。
[59] Klein(1991),第291页;Shepherd&Walton(1972),第43–44页;Richardson(1987),第765–766页。
[60] McCusker&Menard(1985),第18、23、28-30页。
[61] 大约是1800万亩,见Mitchell(1988),第186页。
[62] 见Pomeranz(2000),附录D有“鬼田”数字的来源。
[63] Mit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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