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封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与此相应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但是，像日本这样封建的商品流通机构如此发达和完备的现象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里所谓封建的商品流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赋税和地租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二是以农民的必要生活产品为基础的交换。
日本是一个幕藩制的封建国家，各藩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与幕府相独立的，各藩均具有能够自给自足的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藩领域内不能自给的原料和产品，原则上一律通过城下町、通过城下町内为作为领主的大名所特许的批发商统一从领外输入，领内土特产品的输出也由城下町的批发商统一进行。农民作为调剂余缺的使用价值交换（也即以必要生活价值的交换）也必须在城下町或作为城下町的派出城市的在町中为领主所控制的市场内进行。这样，大名就在藩领域内确立了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这种以藩为单位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叫做“藩领域市场”。大约在宽文元禄时代也即17世纪初前后，各藩都确立了藩领域市场。[1][1]
但是，藩领域市场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市场体系，它还严重依赖于中央市场。这是因为：一、大名虽然相当于西欧领主封建制当中的领主，他们所得到的贡租虽然也是实物地租，但不象西欧那样各种生活用品按比率征收，而是以米为主，所以他们必须把米投入流通领域，以换取货币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商品米的最大消费地不是藩内市场，而是京都、大阪及作为幕府的城下町的江户等几个中央城市。二、虽然在各藩的城下町中，存在者由大名所特许的手工业者，但其数量不多，所生产的布料及其它手工业制品远不能满足大名和武士阶级的需要，更多的手工业制品要从中央市场上获得。如京都的西阵是当时的大名、武士和富商所消费的丝绸材料的主要生产地。三、幕府对于大名的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力，要比西欧的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大得多。如幕府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和金银矿的开采权；对大阪、京都和江户等具有中央市场功能的中央城市的直辖权；要求大名每隔一年携其家属到江户去住一年以防止他们谋反，也即参勤交代的权力，大名在住到江户的时候，需要从市场上换取大量的货币。这些因素都促使各藩国严重地依赖中央市场。上述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全日本从农村到藩领域市场再到中央市场，形成了一个触角伸至农村各个角落的、非常发达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体系，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都被严格编织在这一体系之中。而承担这个商品流通体系的商品流通功能的，则是所谓的批发商（问屋）体系。在当时的中央城市，集中着大量批发商组织，它们或按行业或按区域组成各种批发商行会。如大阪在正德年间已有各式批发商81种16763家，[2][1]京都有各种行业批发商及国批发商397家，另有外贸批发商120家，[3][1]江户的批发商被按照经营品种分成10组，称作“十组批发商”。[4][1]
具有发达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是日本的独特特征。在中世纪的西欧，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批发商体系的商业行会，但是，其势力仅限于城市内部，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带，离城市较远的广阔农村地带只受居住在农村庄园里的封建领主统治，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统治。到中世纪末期，经过一场“封建危机”以后，随着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庄园逐渐趋于解体，农民逐渐从封建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独立的独立自营农民——约曼农。封建庄园解体的地方，都是不受封建统治的自由地方，也是城市行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随着封建庄园不断瓦解，封建统治者的地盘越来越小。王权曾千方百计地试图使城市的行会制度伸展到农村，但都失败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地主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与日本相似，也是农村受城市的统治，但其统治方法不同于日本。日本幕藩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武士阶级，但武士只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经济上的统治则由批发商代为进行。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都由地主阶级进行，城市批发商的势力虽然也伸入农村，但并没有伸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体系。
日本在封建商品流通体制上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它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具体形式。
二
这种发达而完备的商品流通体制也即全国统一的批发商体系，对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产生了什么作用了呢？我们考察的结论是，它使日本在幕末时期形成了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生产形式，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在幕末时期以前，批发商一直是批发商，他们只是在流通领域活动，单纯地担负商品流通的职能，虽然也存在着通过向生产者预借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但这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批发商还是批发商。到幕末时期后，批发商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资金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前贷予，达到控制生产过程的情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批发商不再是单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而是逐渐渗透到生产过程中去。批发商不再是单纯的批发商，而成了一种包买商。[5] 我们把包买商控制生产过程的生产形式称作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
日本自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6] 从而开始了原初工业化过程。[7] 日本丝织工业的原初工业化区有两个：关东的桐生和近畿的丹后。它们出产的产品一方面供应农村市场，另一方面不断地侵蚀着西阵的销售市场，使西阵的行会丝织业陷于不断衰退的境地。到天保（1830－1843）年代，桐生出现了不少拥有5台左右织机、雇佣10名左右工人的集中作坊，丹后也出现个别拥有3台织机、雇佣4～5名工人的小作坊。[8] 棉纺织工业的原初工业化区主要集中在近畿的摄河泉地区、中部的尾浓地区和关东的八王子一带。其中最发达的是尾浓地区，中心则是鹈多须代管所管辖的42个棉纺织村。天保十五（1844）年，这42个村共有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农户322 家，织机1435台，平均每户4.5台，若除去其中的租放机（即出租给别人使用）471台，则平均每户有内机3台。[9] 其中生产规模达到手工工场水平的有四家，他们分别是小信中岛村的孙次郎家（经营内机9台）、下祖父江村的纹臧家（经营内机18台，租放机1台）、下祖父江村的重左卫门家（经营内机13台，租放机12台）和山崎村的胜右卫门家（经营内机10台，租放机7台）。[10] 在原初工业化的各个行业中，以棉纺织业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棉纺织业的消费对象是广大农民，棉纺织业中的原初工业化越是发展，意味着农民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的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经济越来越具有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