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其基本生活的剩余，就会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消费。首先增加的，当然是粮食的消费，能吃饱肚子。但粮食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很低。其次是增加衣服的消费。衣服消费的弹性很高，从一套衣服到几套衣服，从质地很差的衣服到质地很好的衣服，消费量可以成倍成倍地增长。农民手中出现剩余，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棉纺织品的消费需求将大大地提高，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国内市场将大大地扩大。随着农民的剩余的不断增长，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必将不断扩大，从而必将带动农村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发展。所以，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总是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为主导部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这一过程，曾在西欧有过经典地表现。日本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19] 由此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出现了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化，在最发达的文政天保（1818-1843）时期，曾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都出现较多的集中作坊和几个手工工场。虽然，由于日本不能像西欧那样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增长，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不能不断地增加，农村的原初工业化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20] 加上包买商的剥削，最后形成了包买商制工业市场形式。但是，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一方面扩大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了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包买商的吸吮，为包买商的资本增值，为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而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条件。 

四 

    中国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于日本。首先，中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但却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没有成熟和完善的流通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结构的特征是：⑴地方市场比较发达。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社区的主要形态不是村庄，而是以墟市（集）为中心的地方集市区。“也许因为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其职能太弱，加之县衙鞭长莫及，中国的地方集市区域起而填补了地方管理功能的空白，具备了社区的各种特征。明确的界线划定每个集市区域平均有15～30个村庄，这些村庄不仅定期赶集做买卖，而且聚在一起进行娱乐、接谈婚嫁并交换外界信息，使集市成了地方活动的公共场所。在这种2000～3000户的集市区域中，商业和服务的流通相当大，但与其它区域的交往则比较有限。”[21] ⑵城市中的居民主要是城居地主、官僚以及一些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人。另有极少数长途贩运商人，但直至明中期以前，主要从事盐、丝、茶和鸦片等特产品的长途贩运，如晋商、徽商，此时的资本量极小，未形成大商人资本。⑶农村和城市之间少有交换。农村与城市的交流主要是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城居地主引入城市的地租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润和利息的单向流动。“我国区域市场内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并不多，因为农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而城市手工业又主要供应城市消费。这种情况，直到明代前期，没有根本变化。”[22] ⑷长距离贸易量极小，主要是盐、茶、铁等特产品及一些供统治阶级和大商人消费的丝绸、鸦片等，量极小。城市并不具有商品流通的功能，即不是商业城市，而是军事和政治城市。宋代有一些商业城市出现，但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内河沿岸地区，如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温州等，还有苏州、真州、建康、鄂州、沙市等，反映的是封建政权控制下的海运贸易和内河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农村经济的变动。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虽然比日本要早，也要更加成熟，但商品经济却并不比日本更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也并不比日本短。在日本，各种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可以说是幕藩封建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在中国，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墟市和城市的坊市之内，相互孤立地存在着。宋代城市坊市制毁坏，但城乡间的交流仍然没有。

    直到明中后期，情况才有所变化。变化之一是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商人资本的兴替与政府的盐法有直接关系。因为盐是最大宗的商品，其它种类的商品都是附带经营的。在唐中期以前，一直实行直接官卖制，因而商人资本无立足之地。唐中期开始实行就场专卖制，由官府掌握大批发、小批发，零售放给商人，商人资本开始发足。明前期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商人资本开始发展。到明中叶，开中法崩坏，继而实行纲法，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造就了许多资财至数十百万两的大商人资本。这与日本显然不同。在日本，盐从来就不是商品流通的核心。在日本，由于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盐，因而不存在中国这样的“盐政”。[23] 日本的大商人资本是封建商品流通发达的象征，而中国的大商人资本则是封建商品流通不发达的象征。

    但是，大商人资本除了经营盐以外，还同时经营茶、布、丝绸等其它商品，虽然其量都极小。从明中后期始，出现了新的现象，即布和丝绸成了大宗商品。布和丝绸成为大宗商品，实际上标志着自明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另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原初工业化的发生。布和丝绸成为大商人资本的大宗商品而进入长距离贸易，实际上是以原初工业化的兴起为背景的。

    这个自明中后期开始在江苏和浙江出现出现原初工业化，也即不是调剂余缺性质而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卖的农村手工业生产。棉纺织业的原初工业化区集中在江苏的松江、嘉定和常熟三地，清代又有无锡布的出现，另外直隶的栾州、乐亭、元氏、南宫，山东的历城、齐东、蒲台，河南的孟县、正阳，以及湖南、湖北也都有商品布进入长距离贸易，但量都不大，主要产区还是长江三角洲的松嘉常三地。丝织业的原初工业化区集中在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棉纺织和丝织生产为副业、主业甚至是专业的农户。他们的产品经过大商人资本的贩运而进入全国市场。由于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被投入到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这些地区由余粮地区变为缺粮地区，需要输入大量粮食，于是出现了原初工业化区向外输出棉纺织品和丝织品，向内输入粮食这样一种新的商品交换格局。这是一种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它反映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24][1]

    但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原初工业化的以及伴随原初工业化而产生的长距离贸易及市镇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中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化已经开始了呢？不是的。因为中国的原初工业化不是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所谓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意指这种原初工业化并不是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之后，由农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所带动的原初工业化，而是在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低，以致连最低生计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将商品性手工业生产作为增加收入、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产生的原初工业化。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会导致生产者也产生剩余，使其在原来能够维持生计的前提下，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与此不同，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虽然也使生产者增加收入，但这种收入只能用于弥补其生活的不足，用于维持其生计。 

五 

    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原初工业化必然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原初工业化。其微弱性首先表现在其生产规模始终不能突破家庭生产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前，中国棉纺织业的生产形式一直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家庭生产，基本没有发现集中作坊和雇工的史料。棉布踹染业是一种集中劳动，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