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有20～30人的雇工，有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萌芽”。[25] 但我们认为，棉布踹染业本身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的行业，要么没有这一行业，要有，就必须进行大规模集中劳动。如染房的主要设备染缸，各色染缸专用，大的染房备有染缸八九十只，小染房也需备二三十只，否则难周转，因此仅染缸一项，就要上千元、几千元的投资。踹房也一样。因此，踹染业的集中劳动并不能看作是“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它徒具“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只有在棉纺织业这种原本是分散的家庭劳动的行业中出现集中作坊，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才真正标志着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开始。丝织业也同样。中国在明中后期特别是清前期，广泛存在着超越家庭、以一定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小作坊生产。但是，中国不象日本那样在农村丝织业中出现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现象，中国丝织业中的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大都存在于城市丝织业中生产豪华丝绸的专业机户，如苏州城里的丝织业大约有雇工数千人，[26] 而江南杭嘉湖一带的农村丝织业由于刚刚兴起，雇工劳动还极少。城市丝织业之所以会出现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生产的都是供封建统治阶级和达官贵人使用的豪华丝绸，其工艺极为复杂，一台织机至少需要4～5人操作，绝非家庭劳动所能胜任，雇工是必然的。同棉布踹染业一样，要么不织这样的丝绸，要织，就必须雇工生产。这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工艺技术的使然。城市丝织业中的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在清中期出现“账房”的经营形式后，由于可以将各道工序分散到农村的农家中进行，终于趋于衰灭了，原来的集中作坊也随之缩小为小生产，机户也大大减少了。[27] 结合日本原初工业化中的农村丝织业是在与城市特权丝织业的对抗中兴起的，它不仅开辟自己的市场，而且侵蚀着西阵的市场，而中国的丝织业则是在官府丝织工业的衰落后，以官府的领织和市买为基础的，其市场基础非常薄弱这一点来看，中国丝织业原初工业化的微弱性就十分明显了。

    中国原初工业化微弱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都没有出现商人支配生产的现象，没有形成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在棉纺织业中，有人认为中国在明清之际已经形成包买商制生产形式。如有人引用褚华所说“明季从六世祖……精于陶猗（商业）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称“山西、陕西的包买商也常到上海收布”[28][1]。又有人引用叶梦珠的材料说：“当时（指明代）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到松江，牙行视之如王侯的大布商，是属于包买商性质。……清人褚华所著《木棉谱》中自叙其家由明代起家的经过。……这里固然只提设肆收买已经织出的布，但由于收买的数量很大，实际上是包买了很多织户生产的全部产品。”[29] 从这些论述看来，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种批发商，而还不是包买商。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批发商必须将资本渗透到生产领域，成为“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才能成为包买商，而上述例子的商人资本显然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没有渗透到生产领域，所获得的仍然是商业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另外还有一些“以布易花”或“以纱易花”的现象，如“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30]；又如“比户勤纺织，妇女染脂夜作，成纱线及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31]。有人认为这就是“包买主制生产形式”[32]。实际上，“以布（或纱）易棉”不同于“以棉易布”。以棉易布，是商人以原料换产品，是商人资本渗透到生产领域的初级形式，其主动方在商人；而以布易棉，是织户为避免在售布购棉过程中因价格起落遭受损失而采取的方式，是一种原始的物物交换，其主动方在织户。而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只见极少量的以布（或纱）易棉现象，而以棉易布现象则从未发现过。[33][1]

    丝织业在鸦片战争以前，也一直没有出现包买商制。到清中期，出现了一种叫“账房”的经营形式。它是不是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呢？这必须结合作为其前身、我们在前文中也涉及到的集中作坊进行考察。“账房”的起源不是别的，正是这种集中作坊。这种集中作坊在当时叫“机户”。自道光初年开始，出现“机户”将丝交给机匠织造的现象，但当时还很不成熟。[34]“账房”成为一种成熟的经营形式，要到鸦片战争以后。“账房”的基本特性不是商人资本渗透到“机户”的生产过程中来，而是“机户”自己主动地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将工序（包括工具和材料）一并承包给工匠（主要是农村织户）制作。也就是说，是“机户”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经营形式，而不是商人资本渗透到他的生产领域中来；他自己也不是作为商人资本渗透到农村织户的生产过程中去，因为许多织户在承包他的某一道工序之前，本不从事丝织业。在“账房”的经营形式下，雇佣劳动反而趋于消失了，按照“资本主义萌芽”说，这岂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衰退了吗？其实，“账房”只不过是改变了经营形式的“机户”而已，它同“机户”一样不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看待。它徒然具有包买商的外壳，实际上并不是包买商。

    在中国，为什么商人一直没有渗透到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生产领域中去呢？其中既有商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生产方面的原因。商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商品流通机构和商人资本还很不发达，这一点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商品流通机构和商人资本的不发达相反，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官物的流转却十分发达。众所周知，中国自宋元以后货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纸币票据信用制度如交引、会子、盐引、矾引、交钞等已广泛使用。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便利大量官物的流转与交纳而强制使用的。明清之际兴起的票号和钱庄也是为官物流转服务的。由于官物流转的量很大，为数不多的商人仅靠为官服务就可以获取巨额利润，所以他们完全不必渗透到生产领域中去。商人资本在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也会投资一些大规模生产事业，如开矿、冶铁、造纸、制陶等，其中以清代川陕鄂三省的大圆木厂最为著名，他们被称作“商人雇主制”[35]。他们所生产的，也是大多是官物或为官所许可的物品。当然，大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经营官物的流转，而总是靠经营某种小生产者的产品起家的。不过，要想发迹，就必须同官发生联系。“中国商人的发展路线，其始虽以机杼（当然不仅仅是机杼，还有茶、丝、烟、油等——引者注）起家，继乃积陈贸新，终则行鹾居货”[36]。生产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以家庭副业生产为主，产量极小，进入流通领域的更少。例如棉布，在清代前期，进入长距离贸易的总共只有4500万匹（明后期更只有1800万匹，为清前期的40％），而此时布已经取代盐，成为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37] 产量小，根本原因在于需求量少；而需求量少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没有产生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在于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不能消费那么多的产品。只有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不仅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提供基础，还可以为商人资本的吸吮从而为包买商资本的积累提供不断的源流。在经营棉纺织品和丝织品并渗透到生产领域中去能够获得比经营官物更大的利润的时候，商人资本就会被吸引过来，形成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中国还缺乏这样的条件。 

六 

    商品流通机构的不发达和没有形成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的原初工业化成为一种非常微弱的原初工业化：一方面不能扩大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又不能形成和积累包买商资本。中国原初工业化的这一状况对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产生了极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