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具体的材料及相关考察请参阅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23-145页。
[9] 参见中村哲:《日本初期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ァ书房1991年,第106页。
[10] 盐哲君夫、川浦康次:《寄生地主制论》,御茶水书房1979年,第161-162页。
[11] 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日本评论社1952年,第24-25页。
[12] 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日本产业史大系》(近畿地方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第83页。
[13] 相泽正彦:《泉南织布发达史》,大阪市参事会1924年,第19-20页。
[14] 《大阪府志》第2编,第281业。
[15] 参见中村哲:《日本初期资本主义史论》,第154、159页的表格。
[16] 具体的考察请参阅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第183-193页。
[17] 绢川云峰:《本邦棉丝纺绩史》第2卷,第278-286页。
[18] 施坚雅等:《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68页以下。
[19] 日本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日本的粮食产量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有了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到十九世纪初则增长了24%以上。(参见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岩波书店1988年,第44页。)由于贡租率没有增长,增长了的粮食都留在了农民手中,从而使农民手中出现了剩余。
[20] 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开始,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样,从原初工业化开始到进入工场手工业,也需要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大幅度增长。英国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发生,农业劳动生产率光谷物产量的提高一项,就提高了27%。由此再到原初工业化进入工场手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又进一步增长了48%,从工场手工业到工业革命时期,粮食产量又增长了51%。(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年中文版,第140页。)日本从原初工业化发生的十八世纪中期到明治维新前后,大米亩产量只增长了26.8%,人均拥米量只增长了29.3%。(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岩波书店1988年,第44页。)
[21]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06页。
[2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23] 依田熹家:《日中两国现代化中经济观的比较》,《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39页。
[24] 本段内容重点参考了吴承明的《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及《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二文,文载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9-410页。
[26] 明《神宗实录》中记录了苏州城的一次罢工,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神宗实录》卷361。)
[27] 如苏州城1000家机户共有织机1524台,平均每户只有1.5台。(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27页。)而苏州城在乾隆十年仅官局就有织机663台,民间至少有1万台织机。(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28] 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38页。
[29] 同上书,第323页。
[30] 朱国桢:《涌憧小品》,乾隆《浙江通志》卷102。
[31] 乾隆《平湖县志》卷1。
[32] 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248页。
[33] 吴承明:《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什么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载《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83-184页。
[34] 所谓“查民间各机户,将经丝交给机匠工织,行本甚巨,获利甚微”。(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第13页。)
[35]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72页。
[36]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页。
[37] 吴承明:《论取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3、264页。
[38] 184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4亿,人均棉布消费量15匹,棉布商品率为(1-自给布28215万匹÷国内总消费量60000万匹)=5297%。相关数据出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章第六节附录,《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产销估计》。
[39] 关于日本棉布人均消费量和商品化率的考察,详请参阅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第134-136页。
[40] 谷本雅之:《幕末、明治时期棉布国内市场的展开》,载《土地制度史学》第115号第57页;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3——开港与维新》,岩波书店1989年,第243页。
[41] 参见拙文:《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2]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章第六节附录,《1840-1936年中国棉手工业产销估计》。
[43] 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44] 阐明买办资本在近代工业形成中的作用的代表性论著有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
[4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17页。
[46]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42页。
[47]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8-69页。
[4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703-704页。
[49] 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64、118页。
[50] 千家驹:《中国的内债》,社会调查所1933年,第8-9页。
[5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370页。
[52] 郑森禹:《整理公债与当前的恐慌之态》,载《东方杂志》第33卷第7号。
[53]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