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影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的狭窄。由于农民的消费需求的低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必然严重不足。从棉布工业来说，其国内市场的范围为：1.5匹标准土布×4亿人口×52.8％＝31680万匹。[38] 而日本近代工业化开始期的人均棉布消费量为1.64匹中国标准土布，棉布的商品率为63.7％，均高于中国。[39] 其棉布国内市场的范围为1.64匹标准土布×3300万人口×63.7％＝3447万匹。且莫以为日本的棉布市场还不如中国大。因为国内市场的大小对近代工业化的影响主要要看市场的单位容量。所谓市场的单位容量，意指市场的绝对额平均到每一个可能的生产单位的数量。就棉布工业来说，在传统社会里，每一个家庭都是棉布的可能生产单位。假设平均每一个家庭的人口数为5人，那么，中国的棉布可能生产单位数为4亿÷5＝8000万个，日本的棉布可能生产单位数为3300万÷5＝660万个。中国的31680万匹平均到8000万个家庭，每户只有3.96匹，而日本的3447万匹平均到660万个家庭，每户可达5.22匹。也就是说，中国的棉布国内市场只能为每个家庭提供3.96匹的份额，而日本的棉布国内市场可以为每个家庭提供5.22匹的份额。日本的棉布国内市场的单位容量要大大高于中国，这正是日本棉纺织业近代工业化的市场基础。不仅如此，日本由于在明治维新后推行所谓的“明治农法”，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得以不断的增长。到明治四十（1908）年代，日本的棉布商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人均棉布消费量达“近三反”，也即2.61匹，[40] 国内市场大幅扩大。相反，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只有微弱的增长。[41]  与次相应，人均棉布消费量也只略有增长，1894年为1.65匹，与1840年相比只增长了0.15匹，1913年也只有1.80匹，棉布商品化率1894年为56.36％，1913年仍只有59.96％，[42] 国内市场增长甚慢。

    对近代工业化的不利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资本薄弱。中国由于缺乏包买商资本，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严重匮乏。原来的大商人资本是依靠官权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由于缺乏经营产业的经验而难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生存，除钱庄外，都随着官权的衰弱而衰弱了。钱庄由于改变了经验机制，附着于外国银行，从而得以发展。中国的产业资本主要是由一部分地主、官僚和买办投资近代企业而来。其中尤其是买办，这些“在为外国洋行贸易服务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的”“新式商人”[43][1]，在投资近代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原先的传统商人，或者叫旧式商人，在投资近代工业中只起极为次要的作用。[44]

    严中平对中国华商纱厂竞争不过在华日资纱厂的主要原因——生产成本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华商纱厂的生产成本之所以高，主要原因在于利息负担重。华商纱厂生产一包纱（20支纱）的除原料的13项成本（总额43.70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光利息一项就达15元，而日资纱厂只需2.70元。[45] 华商纱厂负担利息高是由于他们资力薄弱的结果。资力薄弱不仅仅是华商纱厂的现象，而是中国近代企业的总体现象。据统计，从1895到1913年设立的华商厂矿企业，每年设立企业的平均每家资本额最高的年份为33.7万元，最低的年份只有2.4万元。[46] 资本额如此之低，要想维持运转，只有借债。据调查，抗战前100家厂矿企业（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均包括在内）内部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的比重平均只占全部资金的59.49％，借入资金的比重平均达到26.06％。[47] 借债向谁借？当然是钱庄和银行。可是钱庄本身的资本并不充足，1911年全国约1000余家钱庄，资本不超过4000万量。[48] 钱庄主要靠拆借外国银行的资本。我国直到1897年才开始出现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1905年才又出现两家银行。而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成立于1873年，到1884年时，银行数已增至1097家，资本额大8710万日元，到1904年时更增至37245.4万日元。[49] 中国的银行不仅数量少，资本额小的可怜，雪上加霜的是中国的银行把投资公债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而把对工商业的放款放在次要地位。这与中国政府的公债政策有关。政府用大折扣和高利息将银行的业务吸引到投资公债上来。北洋政府国库一贫如洗，靠借债和发钞度日，从1912年到1926年共发行国内公债27种，6.1亿元，[50] 它们都是由银行购买的。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这种倾向愈演愈烈。蒋介石为了内战和建立官僚垄断资本，以空前的规模发行公债，从1927年5月到1937年1月，共发行国内公债和国库券24.12亿元，[51] 是北洋政府的近四倍，并用强迫的手段逼使银行界购买公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脱离了与一般产业的联系，而担负不起国民建设的任务”[52]。中国企业于是不得不向外国资本企求贷款。据统计，1911年前后，包括南通大生纱厂的17家中国厂矿仅借日债即达280万两加54万元加33万日元。[53] 资力薄弱、资金短缺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 

    以上我们对中日两国传统经济中的两个因素——商品流通机制的发达和完备与否以及是否具有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对两国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比较研究，阐明了导致两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和结局出现重大差异的经济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是决定中日之间近代工业化出现反差的基本经济原因，而政府的作用和化因素的影响只能加剧或缩小这种反差。实际情况是：二者之间的反差被大大的加剧了。 

[1] 丰田武等编：《流通史 1》，山川出版社1970年，第127页。

[2] 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日本产业史大系》（近畿地方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第113页。

[3] 中井信彦：《近世都市的发展》，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1卷。

[4] 丰田武等编：《流通史Ⅰ 》，山川出版社1970年，第170页。

[5] 批发商为什么会成为包买商呢？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恩格斯说道：“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也即我们所说的批发商——笔者注）去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的呢？唯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5页。）

[6] 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为基础的农村工业，是一个与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相对应的概念。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系指那种农业收入严重不足，把手工业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的农村工业。由于此时农民收入没有出现剩余，缺乏广大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非常狭小。而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则是在农民的收入水平出现超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的情况下，由农民的消费需求所带动的农村工业。由于有农民的消费需求的带动，农村工业所需的国内市场大幅增长，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农村工业的生产者可以从手工业生产中获得超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随着农民手中的剩余和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也会随之不断的扩大，并沿着小手工业→小资本家经营→手工工场的方向发展。

[7] 农村工业有各种类型。一种是为农家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