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的中西冲突中，中国屡败不振，国势日衰。部分精英在反思败因时，把责任归咎于文化，从而引发了反古思潮。反古思潮的逻辑非常简单：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及其因果关系为假设前提，以国势衰微为事实前提，由此展开推理，最终把国势衰微的责任归咎于化。但是，这个逻辑本身是错误的，并给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在事实上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关键词：反古思潮  反古逻辑  国势衰微  民族复兴 

一、国运衰微是反古思潮的历史境遇 

甲午、五四之际，中国弥漫着疑古反古思潮，至今余波不断。为什么要疑古反古？更重要的问题是：反古逻辑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疑古反古？这里的“为什么”有两个维度：一是“因为什么”，二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是对生活的回溯，在生活时间上指向过去，是过去的生活境遇产生了生活困境，并因困境而形成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问题”。“为了什么”是对生活的展望，在生活时间上指向未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决生活问题，因此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解决）什么”。“为什么”实际上是这两个问题的一体化：“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也就是因为问题而展开的行动（事情）的旨归所在。生活问题总是对当下生活的疑问，过去了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乃是生活的当下展开并呈现为当下的生活境遇。因此，无论“因为什么”还是“为了什么”，发问者总是处身于当下的生活境遇之中并由此而得以发问。那么，反古者们究竟“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反古呢？这就需要回溯使反古思潮得以涌现的生活境遇。

这个生活境遇不是别的，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境遇。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大，其实非常直截了当。从鸦战开始，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可以说屡战屡败，而这种失败在甲午战争中达到极致。作为天朝帝国的中国沦落了，成为列强欺凌的对象。国运衰微并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当然不甘沦落，而是发奋图强，复兴中华。

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精英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文化，构造了反古逻辑，从而疑古反古，形成反古思潮。 

二、概念的简单澄清 

人们对败因的追问，一定会采取某种分析逻辑。本文在分析清季民初的时人使用的分析逻辑以前，需要简单澄清几组概念。

第一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今天经常使用而不知其究竟的一组概念，是指社会的三个方面。这组概念蕴含了一套对社会的分析框架，社会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归于这三个方面（当然，其内部还可细分）。

第二组：物质与文质。人们逐渐遗忘了，在使用上一组概念以前，清季民初的学者经常使用的是物质与文质这一组概念，用以分析社会。这组概念相当于今天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第一组的三分法不同，此组采用二分法，但这两组之间却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物质相当于经济；文质相当于政治和文化。

第三组：器物与典章制度。回溯到鸦战之后甲午战争之前，人们表达物质、经济的含义时，常用的是器技、长技、器物，等等；表达政治、文化或文质的含义时，主要使用的是典章制度、法度，等等。

虽然三组概念之间有模糊的对应关系，但是这种“相当于”决不是“等同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技后来演变为科技。三分法中，虽然科技不是独立的，但科技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三组概念之间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逐步接受过程。第三组概念，是中国文化自行形成的。第一组概念完全来自于西方。这些概念的使用，各自都大有讲究。每组概念背后都蕴含着一套观念，都是各自文化系统的表现。[2] 

三、反古逻辑：国势衰微，罪在文化 

鸦片战争后，人们首先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中国的器技落后。鸦战以前，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当然失败过，虽然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失败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武器落后。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以往的一切战争都不一样。中国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和英国的坚船利炮，两相对照，优劣胜败，一目了然。这种差距，只需一次鸦片战争就可以明确无误地检验出来，眼可观耳可闻，根本不可能容许任何辩解。

发现了器技落后，魏源应势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思路。第一，一个“师”字表明了当时中国人的开明、谦虚和进取态度。第二，一个“夷”字说明了中国人尽管战败，仍然保持原有的夷夏之辨的自尊和自信，认为自己是夏，西方是夷。第三，“师夷”构成了一种新的意味。中国人尽管自信，但是并不自封自闭，能够不耻下问而师夷。第四，“长技”说明中国输在物质文明上，这一点找准了中国失败之关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的中国也还是走在这个思路上，[3]包括以后的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疑古、反古和改革，以及今天的政治改革，在根本上都要回到长技上来。第五，一个“制”字也意味深长。历史上汉族几多被异族打败，但最终都反过来战胜了其他民族，并让这些民族归化。因此，“制”字就有一种豪气。大清帝国难道就被一次鸦片战争摧毁了吗？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砥砺豪迈之气象。

接下来，平服太平天国之后的同治中兴，尤其是洋务运动，的确显示了清廷的积极努力。

但是，这种承认器技（经济）落后而保持典章制度自信心，也即保持政治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情况，在甲午战争之后陡转直下。甲午战败给中国以真正沉重的打击，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甲午战败才真正促就了中国整体转向。甲午之后的历史，可以说是甲午战败的展开。只有理解了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才能真正理解甲午之后的中国历史。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说到“改革起源”，梁启超又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4]

甲午之后，人们重新反思：为什么发展了几十年的科技，却如此不堪一击呢？

国人继续向处于强势的敌人寻求成功秘诀。在西方的典章制度中，中国人很快发现了一样东西：民主政治。人们认为，科技的落后只是失败的表面的、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政治上。中国不仅缺乏先进的科技，更缺乏支撑科技发展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仅有利于发展科技，还有利于发挥民智，聚集民力，富国富民强兵。借助西方民主政治，精英们反观自己，用西方的政治观念重新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治，对专制政治持否定态度，并在语体色彩上赋予“专制”以贬义，赋予“民主”以褒义。

至此，某些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认为西方科技发达，是因为其政治制度优越。甲午战争之后的初期，精英们主要使用物质和文质这组概念来分析问题。这些精英们认为，西方的物质发达，而且文质发达。并且，精英们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是文质发达支撑起了物质发达。我们知道，因果关系的因为A，所以B，表达的是由A必然导致B的必然关系：有因必有果。

如果承认物质和文质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若由因推果，则可以推出文质之强弱导致物质之强弱。西方文质强，所以西方物质强；中国文质弱，所以中国物质弱。若由果溯因，则可以得出物质之强弱乃因为文质之强弱。[5]中国之物质弱，乃因为文质弱；西方之物质强，乃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