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古者还认为，儒学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从而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和前进。读者，你如何体察反古者的这条理由究竟在说什么？答曰：第一，是反古者自暴其愚蠢。第二，是反古者自暴其粗暴。第三，是反古者自暴其怯懦。第四，反古者恰恰在证明儒学的天然合法性。让我们一起来解开其中的隐秘吧。这里的讨论前提仅仅是承认反古者攻击儒学的理由：儒学被利用。
利用，总是谁利用谁。是故，当说“利用”时，“利用”这一概念已经蕴含了主体和工具这一组概念。所以，由利用构成的主体和工具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利用工具，而不是：工具利用主体。谁是利用儒学的主体呢？统治者。如果说儒学成了工具，是统治者使它成了工具，而不是儒学自行成了工具。儒学不能自行害人，不能自行成为工具，就象刀不能自行杀人一样。统治者利用儒学害人即“以理杀人”，是统治者利用儒学，而不是儒学利用统治者。那么，是应该批判儒学呢还是应该批判统治者？是应该批判杀人犯呢还是应该批判刀？是应该批判主体呢还是应该批判工具？道理不是极为简单吗？[36]——反古者没有弄清楚“儒学被利用”的秘密，这暴露出反古者的愚蠢。愚蠢者无知且不自知其无知，故而无畏，反古者在没有弄清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在虚假前提之上建构了一套反古逻辑，并据此虚假逻辑对传统、对儒学大加杀伐，蛮不讲理，完全是学术暴力、学术专制，乃至学术独裁，完全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因此，反古者没有弄清问题的真相却立马暴露了自己的真相——粗暴。
至于帮凶，则是那些与统治者勾结，利用儒学帮助统治者维护其特殊利益的儒生（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天理昭昭的理论都可能被利用，[37]并因被利用而产生压迫者及其帮凶。[38]与统治者勾结，参与压迫的学者，其实不能说是帮凶，而已经是压迫者了。[39]所以，一定不应把现实政治或者社会生活的过错归咎于某种理论。[40]要追究责任，只能追究利用该理论的使用主体。
既然统治者是利用儒学的主体，因此要追究责任，只能追究统治者的责任。可是，反古者的粗暴在这时立马转换成了怯懦。他们不敢勇于批判统治者，却勇敢地把儒学当作靶子，把剧本从“荆苛刺秦王”篡改为“荆苛刺孔子”。这篡改不仅仅是一场丑剧，更是一场悲剧——儒学被反古者连根拔起，中国文化被反古者折腾得花果飘零。
事情还没有完，应该让人怀疑的是：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儒学？统治者之所以利用儒学，恰恰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儒学的天然合法性。而儒学的天然合法性恰恰呈现在被解读被利用中——不管被何种主体解读和利用。不管统治者内用黄老也好，内用法家也罢，对于作为理论的儒学，只要统治者在内用的黄老或者法家等等的外面披上儒学这张“皮”，也即“外示儒术”，这就一定是在证明而不是否定儒学的天然合法性。很显然，统治者在利用某种理论时，总是希望人民接受这种理论。统治者选择了儒学，既说明了统治者对这种理论的公开接受，还同时说明了统治者对履践这种理论所呼唤的生活样态作出了承诺。而人民则只有接受儒学所呼唤的预期的生活样态，他们才可能接受儒学这种理论。因此，儒学这种理论所呼唤的生活样态，乃是人民之期待；因此，儒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天然，正是人民的期待。一旦双方都接受了儒学，儒学就成为统治者和人民的公共思想资源，并由之建构起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对话平台。因此，儒学的捍卫者完全没有必要去洗刷儒学被利用的“污名”，这“污名”恰恰证明了儒学具有其他理论无与伦比的合法性，从而为统治者和人民所共同接受。谁会去利用那些浮浅的，不能为人民所接受的理论呢？至于统治者背离正德利用厚生之儒学，那是它的错，何损于儒学？[41]
不讲道理的，不合逻辑的，未必就是没有效力的。讲道理的，合逻辑的，未必就是实际有效的。至今为止的历史变迁和理论建构都没有给出正义必胜的必然性。尽管反古逻辑以及反古思潮如此荒谬，却挟持着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西方文化的“先进性”，粗暴无情的攻击传统，诋毁儒学，污蔑祖先，几乎摧毁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亲情和归依，导致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使呈现在生活中，以生活来持守的文化根脉日渐式微，不绝如缕，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导致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游荡无根，严重瓦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事实上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说：反古－西化在事实上不但无助于民族复兴，反而造成了瓦解中华民族的严重灾难，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可谓南辕北辙，用心良苦，适得其反。在建构日新盛德、自信自强、刚健不息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凝聚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长路中，反古者只是造反者而不是革命者，只是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42]
反古者，挺起你的民族自信！
反古者，醒来！
[1] 如果没有被误用，“批判”一词不过就是论证、分析或讲道理而已。尽管使批判得以展开的理论前提可能已经蕴含了价值预设，但批判本身并不直接意味着价值判断。如果说批判可能意味着价值判断，那么，是批判导致价值判断，是论证的过程的结果，而非批判直接就是价值判断。这就是批判与直接进行价值否定的批评的根本差别。越到后面，本文的价值倾向越凸显。但是，与缺乏论证的反古思潮及其反古逻辑对历史－传统－文化的否定式的、打倒式的的“批判”相比，这种价值倾向是论证过程结的果。
[2] 这里参考了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1版。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5月第1版。相关内容在此二书中随处可见。例如，《裂变中的传承》之“十、物质的兴起：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对清季民初学者对文质和物质的划分，以及文化概念的含糊有比较具体的说明。
[3] “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其中的“现代化”、“生产力”、“科学技术”，根本上完全还是一个“长技”的问题。西方对科技的倚仗，借助科技而进行的扩张，因对科技的效用的自负而导致对其政治制度、文化样态的自负，使西方不断强化了它是世界的中心（价值中心）的自负；同时，中国因对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的认识、理解、接受和臣服，使中国不断丧失自信，放弃以前的夷夏之辨，逐步把西方作为中心，作为普遍，把自己作为特殊。理解国人对科技的认识的发展脉络，是理解近代中国发展路线的整体转向的关键，也是理解近代中西关系的主轴，极值得研究。
[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论》，第1、2、113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初版（系饮冰室合集本重印）。甲午之后，疑古反古之风遂起，以至产生了中国人反中国的情感，而且这种倾向至今不绝，阻碍中国民族的自信的恢复，民族精神的重建和民族复兴。参见[加]陈志让（Jerome Chen）：《甲午战后产生的中国人反中国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第1064－10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5] 按照形式逻辑，这里的由果溯因并不能成立。但是，由于因果都不在文质和物质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