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中。假定此在是被抛在世界中对海德格尔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时间性的此在作为一种命运被抛入存在之天命或其历史性之中－在那里发现或者被分派其意义。海德格尔思想之关键，其独特性，就在于它之努力颠倒所谓的“哥白尼革命”。意义之出现决定权不在于人－不论是象萨特的单细胞“为了－它自己”或者横跨广大文化产品的卡西尔的动物符号－而在于存在。用列维纳斯再造的关于海德格尔基本思想的说法，意义乃是存在而非人之移动。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
“他生存，人通过将‘那儿’看成是在其‘操心’之内的存在之澄明而忍受着‘在－那儿’。然而此在本身，本质上是‘被抛’。正是本质地在存在之抛掷中，一种天命注定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筹划了一种天命。”
意义，或者存在之真理，并非人的一个产品，相反，倒是人，作为必死之生存，参与－被抛入－被历史性的存在给于的天命。
哲学家的任务，本真的人类存在，既不是存在地筹划意义也不是知性地重述意义－那只是“纯粹的意愿”、“控制”和“颓废”，相反，人倒是应留神地倾听由存在给出的意义。人对存在的优先权只是一种存在的暗化和隐藏－只是“形而上学”，越过存在而对这种或那种存在（观念、形式、物质、自我等等）的主观得意。海德格尔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存在而非人给出意义。人，首先是思想家，从此以后必须进入对思想的真正呼唤：倾听存在。海德格尔断言：“它作为存在之天命给出法则”，它的历史在本质的思想家的话语里找到了其表达。于是，思考存在真理的思想历史地思考。“人是存在的守护者”，但也仅仅只是存在的代言人。“因此，在作为生存之人类之人性的决心中重要的是人不是根本的，存在才是根本的……”


海德格尔拒绝人道主义认为人是中心的传统观观点，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在批评了所有已知的人道主义观点只不过是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人傲慢地替换存在之真理之后，然而他还是挪用“人道主义”的术语去定性他自己的存在论。（这封信的背景是在法国讨论人道主义，特别地，Jean Beaufret请求海德格尔阐明他本人面对人道主义的含义及其价值时的立场）海德格尔写到－不是很自信，个人感觉－他自己对人道主义的思考，或者说是存在之真理思考之人道主义：
“难道它不是在这样一种决定性意义―没有任何形而上学这样思考过甚至想到这样去思考―上思考人性吗？难道这不是最极端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吗？当然，从最切近存在处思考人之人性就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现在意味着，我们应当决定去保留这个词：人的本质就是本质的为存在之真理，从这个存在之真理分开人自身无关紧要。”
“从这个存在之真理分开人自身无关紧要”，这样，于是，就是人道主义，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调换人与存在关系的反人道主义，颠倒“哥白尼革命”。再没有任何论题是海德格尔更坚持的。别无更重要者－不是二战，不是纳粹，不是大屠杀－比从人的自我中心－其中人道主义只不过是一个事例－转向在其历史性的显现中的存在之超越性，谦卑地和感激地加入它的意义赏赐更重要者。

卡西尔批评海德格尔

从他们在达沃斯的首次遭遇起，卡西尔就抗争海德格尔视人为被抛和如此被交付给存在真理之天命的观点。实际上，批评海德格尔将人解释为被抛是贯穿卡西尔作品的持续不变的话题。勿庸置疑，卡西尔同意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的生存特性的某些分析的现象学的有效性。毕竟，就像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卡西尔是一个“当代”哲学家，承认时间、语言和在世存在的不可逃避和积极作用是当代哲学的内容之一。例如，《符号形式的哲学》的第三卷明确取名“知识现象学”。卡西尔完全认可存在之时间性、肉身化和在世特性。然而，对他来说人的存在境遇是一个终点一个而非为此终点所决定。在海德格尔对作为任何此在之努力都只能是对历史性存在真理或天命的感谢的无法超越的命运的被抛的解释中困惑卡西尔的是其对任何认识论有效性理论和任何政治上的道德或者理想主义的观点的消极后果。如果人类被陷于存在之历史，于是历史而非真理或道德之普遍标准支配着人的命运。难道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终究不会还原成另一种华而不实的哲学－就像黑格尔的、就像马克思的、就像斯宾塞的－拜倒在胜利者的脚下，以被征服为代价对历史的胜利者感恩戴德，如今又卑躬屈膝在以神秘的存在之真理命名者跟前？卡西尔说会的。
事实上，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国家的神话》中，致力于撕下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神秘维度之面具，卡西尔写道：一种在人的被抛中发现其主要特点之一的理论已经放弃了所有积极分担人类文化生活的构建和重建希望。这样一种哲学与其自身的基本的理论和伦理理想断绝关系。它可以作为政治领导人手中易变形的工具而被利用。既然将人理解为被抛入和对存在真理之感谢，海德格尔已经放弃了人的基本的尊严－人的基本的自由－它是所有人道主义的特点。卡西尔《人论》的第一章名之曰“危机中的人类自身知识”，当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在于人对存在主动权的篡夺时，卡西尔则认为我们时代的危机恰恰在于颠覆，也就是说：“人所宣称的他是宇宙中心正失去其根基。”卡西尔呼吁的不是对真理、道德和正义的较少责任，而是更多负起对日益被看成是人的最高成就的全部文化产品中的自我知识的责任的人性。
在其早期著作《人性的逻辑》里，这次又很清楚，也没有提到海德格尔的名字，卡西尔在此在“被抛”概念中看到的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新形式而是“尽管是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语言说出的自然主义”的另一个翻版。与此同时，此在对存在之领悟在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下显示出最极端的认识论的狂妄：存在之声难以置信地忍受着海德格尔之声的变形。真是怪事，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人没有说出，倒让海德格尔式的德国人说了出来。正如第三帝国的德国人的感受难以置信地通过希特勒的声音表达出来一样。人们很难不问：“谁代表存在说话？”这样一个回答被排除：任何客观标准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只是“他们”讲话，非本真的、匿名的闲谈，一般性，即使提升至理论的精密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由海德格尔主持的存在本真历史的决断的历史的胜利的哲学。如果存在是存在的历史，那么实际的存在历史(就象由海德格尔一个人所决定的)就一定是本真的存在。因为他将实证的认识论的标准视为只是“形而上学”，只是存在的任意闭塞，海德格尔必然以神秘的和神谕的存在之声的表达结束其哲学。这里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一种虚伪的谦卑与一种实际的傲慢捆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和根本上令人恐惧的综合卡西尔写道：“这种冷静和完成的确定性暗示着一种寂静主义的原理。文化的世界不再被视为一个自由行为的世界。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生活。”以存在的名义自然主义化人的自由，海德格尔被“召唤”去变成宛如存在之声。而且，这种自由的自然主义化戴着平静之声和浪漫主义礼拜制服的面具：“关于浪漫主义”，卡西尔写道：“这个一切精神事物之源－它片刻显现或者隐藏－在大众精神里有其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远不是一种存在真理的表达，只不过是蒙人的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人类自由被牺牲在历史性存在的祭坛。


相反，对卡西尔来说，既非什么神秘的大众精神也不是神秘的存在真理而是在多元论和普遍性意义上的文明才是人类的终点。文明－卡西尔要比肯康德只在理性的意义上宽泛而且更深地在符号形式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包括神话、艺术、语言、宗教和科学－是社会中的个人的自由成就。与萨特陷入其自身意义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