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吉本，所持观点可谓基于历史乃是「载记」之观念。「『著述者』欲博得史家之名，当致力于具有连贯性(consistent)且饶有趣味之『叙事』。」显然，吉本观念中，史家欲诘问之对象，亦即往昔，其间存有时日上差距。往昔原本杂乱无章，必待史家（循吉本之言乃是「被迫」）自「无数零散史料」中纂成有关此等事件之故事。然而，史家非仅止于覆诵往昔事件，彼乃必须架构叙事，并于其间使众事件得予以有意义之整理。此处所强调者，是「载记」，即「叙事」之自身。此等载记首要之务在于史事精确。然而史家作业时日，与彼欲诠释之事件已有相当距离。因此，除了精确性之外，仍有其它正当衡量标准，例如，合理性、融贯性；若对读者言，还有载记之趣味性。再者，史家亦知，若藉叙事或故事形式来提供载记，则所叙之事不免有失实之危机。缘此，扮演历史撰述者不成，即会转化为小说作家，于是载记与神话间对立之戏剧，即是近代有关历史观念方面争论之重点所在。
修昔底德式与吉本式历史概念实存有歧异，然二者亦有共通处，却鲜为人论及，此即二人皆毫无保留地确信人所扮演的角色。修氏著述中尝予以明白肯定之观念，即是本质论之下的人。他有一段叙述脍炙人口，其中称：「凡有意一睹业已缘现，且于预期中将必复见之人间事真实图像者，若蒙宣称拙作颇有助益，鄙人即为之心满意足。鄙人撰述之史书乃一永恒财富，非仅一时获奖之辞章，后者为人诵读、也会遭人遗忘。」至于吉本，「人类」一词亦多次散见于《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各处。该词功能或有两项，然两项于吉本之伟业皆称重要。一项系指某类原始素材，范围自罗马人自身，亦即吉本笔下「人类中最称文明部分之代表」，以迄利比亚人，依吉本之评量，乃「最是蛮昧之人类」。而吉本即自此间挖掘出彼欲探究之历史对象。另一项言，人类一时有若批判，例如吉本尝声称腓尼基与巴勒斯坦「将永久留存人类记忆之中」。此处「人类」，非仅指后世人类，抑或指吉本蓝图中有价值之历史审判陪审人。人类记忆有如试金石，假此始能针对较为隐晦、不易为人接触之历史陈述，判别其真实性、复杂性。
不论系于历程抑或载记，历史明白属于人类、创于人类、为了人类。更且，前述两人于历史之理解，以及提及之叙事，皆曾就笛卡尔派（或原始笛卡尔派）有关欲望、信仰、图谋、意志、经验、记忆等方面之言语，予以不同程度之运用。然而如此，正当否？必须否？难道我们就必须永远视历史为人类之历史？
欲回答前述问题，所需仅是自所谓历史事实或历史探索对象上后退一步，转而考虑历史撰述举措自身，即能有所获。撰史，有时或可辩称（并非全无争议），其最佳理解，即视其为一仿真作业者。仿真之定义，原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卷一，称其为模仿性艺术，此后历多次明显转变，不过未必全为人认可或承认。十六世纪英国人腓力?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亦曾就亚里士多德说，予以解释称：「其系藉隐喻方式，以展现(representation)、仿造(counterfeiting)或描绘(figuring)一言语图像(a speaking picture)。」或许出于无心，然锡德尼之定义却为展现此项举措，赋与功能上之自足性。缘此，展现于我们所见，非仅止一消极功能，即真相若干层面之映照，而是一创意性举措，运用自身之方式出示真相某面形式，将自身结构为真相。
至于如何方是合宜理解仿真？存于当代哲学与文学理论界之相关争议，早先见于锡德尼之言。或许该者即是此等争议之渊薮。黎昂(John D. Lyons)与尼寇(Stephen B. Nichols)二人，于《仿真：自镜照迄方法，自奥古斯丁到笛卡尔》(Mimesis: From Mirror to Method, Augustine to Descartes)一书引言中，尝就二人所谓「两极化之仿真观念」提出讨论，此些观念尝为下述争议提供薪材：
「近年来，仿真一词已非现象界实相之单纯式描述，而已纳入有关描绘一之象喻性之问题中。此即是说，原先仅是将世界翻版，化为符号、化为语言这项单纯事宜。如今竟然将展现赖以系统化、客观化之成规，置之于争议之下。」
黎昂与尼寇，不以为仿真系自真相外部客观展现真相，反而要求人们视其为某种「表演」(performance)，其间，真相犹似舞台上一出戏剧，出示于人们眼前。如此则允许一反思性(reflexivity)层面显现，该者乃存于视展现举措亦为一项举措之间。如此一来，即可为符号(sign)与所指(signified)间之距离，带来敏锐和批判性之化解。确实，人们若以批判而滞留于前述距离中愈久，期间沟壑则愈见增长。
然而此般见解，于我们理解历史专业而援用之方式，则有严重后果。事实上，前述有关仿真之两极化观念，实与前述修昔底德与吉本二人所见之纂史正确观念，即叙事抑或编年纪事相平行。确切说，若视仿真为针对一真相之内在而予以之客观展现，则与修氏所见撰史相近；另一方面，视仿真为一创意性表演，此说则近于吉本理解之历史叙事。是故，前述歧异成为史学问题，绝不似初看时那般晚近。或谓亚里士多德讨论模仿模式时，即已预见此二种观念。「其间还存有第二类区别（指模仿模式），即是指尝予以诸般对象之模仿样式。媒介物相同，对象亦相同，诗人可藉叙事予以模仿……抑或将欲模仿之角色，以其于我们眼前所见之形样，活生生予以陈示。」《诗学》卷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亚里士多德尝就诗人与史家予以相当严格区别，亚氏声称，所谓「真正区别」乃是「诗者，意在表现共相，历史则意在殊相。」 缘此，则将诗艺用之于展现而援用之仿真，无需于基本上加以变革，即能移用于撰史。如此，历史即可援用准诗艺式叙事（quasi-poetical narration，亦即吉本所用模式），抑或援用大体上与原现之事件同步之编年纪事（即修氏之模式，「将众角色，缘其尝显现于人们眼前之形样，予以展示」），以上二者，皆展现历史时可援用之模式。
因此，近代史学于认识论上之危机，或可谓源自有关历史展现之两种不同观念（将历史系于历程，抑或系于载记），而此两种观念实与历史专业自身同样久远。倘若不以历史为一种经验性科学探索，不以其之意图乃在于针对某段既定往昔所属众事件，追求事实确凿之记载，而代之以视其为一仿真形式，则又如何？至少有两事得以明白浮现。一者是仅就一种撰述观念而得到之传统见解下之历史或历史知识，显然过于狭隘；另一者，则系明白未加批判，即依循笛卡尔派或本质论所见之「人」来工作。确实，传统史学尝予人以特殊且优越之地位，是历史之制造者，也是撰述者。如此，人似乎可立于历史展现视域之外，成为展现之可行条件，同时，又成为历史映像之中心焦点。然而，细观黑格尔与福柯思想，则可显示，或能以不见人影之方式来认识历史。如此，二人将激励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缘现之时际，以及描述举措或历史撰述。藉后二者，此等时际乃能予以有意义之整次。
假设历史于本体论上，与时间轨迹异步，如此若将历程转化为历史，似乎必须由载记出面。不藉文字，时间即于无声息、无风采、无共鸣、无记忆中消逝。若无记忆，即人类将无历史。而于另一意义上，历史必须超越记忆。一如历史非与历程轨迹同步，亦不与历史化身为记忆的那段留有记录之时间同步。显然此即历史矛盾之处，就某方面看，既非历程，亦非载记。若自另一角度言，历史又同时是二者。于我们运用历史一词时，不论是藉其来交错显示历史为历程中缘现之事件及事件之本身，抑或表示此乃是将本处所说之前二者镕铸而成之一独体，就此二方式观察历史，则其中之矛盾特征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