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项最佳本能，即是充任哲学家，此刻若能将其压抑，即不致化解似历程之历史与似载记之历史间之对立，而代之以强化其间对立。如此作法曾有先例，黑格尔即曾采行此种举措，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如此作法于了解人与历史关系方面，饶有重大意义。
黑格尔于《历史哲学演讲录》(Lecture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尝呼吁我们留心历史意义之暧昧特质：
「我们语言中，历史结合了客观面与主观面，其意义，既是拉丁文中historiam rerum gestarum，亦是res gestas，也就是指事件之叙述与事件（指Geschehen与Geschichte）。此两种意义之关连，饶有意义，非仅偶然。此念必须铭记在心，历史之叙述与历史事迹或事件乃同时出现，系由一内在原则将两者系于一处。
若予以细玩，原是并无大义之语言习尚，事实上却彰显其间尝就历史真义而诉求于若干批判性问题。于是就黑格尔言，历史既非事件，亦非相关载记（原先理解分别为似事件之历史及似事件之载记），而是指某种「内在原则」，其表征，即是事件，又是载记，而其真貌却又非寻常历史意识所能获致。历史一词因用法上暧昧而衍生出一道谜题，于我们乞助于黑格尔为此谜题提出辩证式解谜之前，且容我们先细观此问题。
表面上，似乎因历程而使人客观系于历史，亦即成为历史之制作者。至于逻各斯，则是主观地将人系于历史，人成为历史之撰述人。至于「逻各斯」，则更甚于此，它本身即带有一项客观要求，追索真相(truth)，并以此来约束主观下历史事件之载记。希斯曾说：「通常视历史撰述犹似逻辑举措。」而其间鼓吹者，「乃是坚持事实与虚构有别，……缘现之事与不曾发生之事有别，真实之陈述与谎言有别。」捏造之史绝非历史。然而于此，史家却面临一项难以跨越之障碍。以黑格尔真相系统观来说，视历史为真实之时间历程，同时亦以为人有能力藉载记来追述此一历程，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反对此种观念，并称此者仅是「批判性整次下」之经验，人又当如何来约束自身缺陷下所形成的限制。此等限制乃是多样。客观说，于推想中，人这种生物的确经验了时间历程，曾参与其间，并将其整次为可理解之历史。然而，若以人在时、空中极具特殊性而言，必使人之视野受到限制。至于历史，尤其是确凿之历史，必须立于相当距离之外始能获致，然此立足点绝非人能有之者，人实过于接近。同时，人亦将面临认识论方面之难题，又如何始能确言某人之经验即是一过程之真实倒影。其间，记忆提交史家之难题，复同于理念提交给古典经验论者之难题。此外，其间还存有某种识觉，以为人素来即无法追及历史。事件早已无情遁入无法追溯之往昔，似载记之历史仅为此等事件之消极反映而已。前项困窘，与其说出于记忆，不如说多出于实存之人所处时际有别。历事者与叙史者之间，常相陌生。
欲探索前项困窘，可取途径有二，一者出自黑格尔，一者则出于福柯。黑格尔之研究是藉由一有别之第三者，凌驾于人与历史（传统观念者）之上，复为二者间之媒介。此者乃是能将事件与事件之叙事贯穿于一处之「共同内在性原则」，它能使二者得以存在，同时又是一种至道(Absolute Spirit) 自我实现之产物。黑格尔称：「一般言，世界历史即是『道』于时光中之发展。」就某一层次言，黑格尔以为人即是此一发展中不自觉之当事者。个体热忱导致「道」之自我活动高层次理性之实现，该活动之极致即是自由与绝对知识。人于不自觉下与「道」之自我实现共谋，即是黑格尔所称「理性之狡智」。若自至道之优越立足点以观，先前所述人与历史关系中，属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之问题根本不致现形。即于至道辩证式调解之下，藉记忆加强历史事件之省思活动，终能使人与历史合一，如此则主观与客观之对立、历程与载记之对立、事件与有关叙事之对立，皆能消弥。黑格尔如是说：「基于此项一统（主观与客观）乃导致『道』与其自身间之亲密一统。」(RH, 92)
缘前说，我们可于黑格尔之思想间，发现似乎另有它物足以取代人而成为历史叙事之核心对象。伊波利特以为就黑格尔言，「历史唯良知而已。」 虽说黑格尔尝将相当重要性赋予亚历山大、凯撒一类世界人物，然于视历史为「道」之自我活动下，这些个人终究鲜有地位。黑格尔尝言：「世界历史（若于执意下）可以忽略个人，使个人完全不见踪影，且可不加叙述。至于必需纪录者乃是民族之道之活动。」黑格尔所称「民族之道」实可合理的与国家相认同，此即「道」之自我具体实现。于是伊波利特乃称：「世界历史或世界之道，即是民族之道之升华时际。」「大道哲学之使命，即是充作一辩证法，经变化……乃成为『道』之哲学式历史，亦即成为自我发展之过程。」
为谋实现，并期盼能体会本身即是本身活动之原则，「道」仍需有反思，需有一哲学式历史--道之现象学，譬如说可追溯该项活动之确切各阶段或确切时位。缘此，哲学式历史即是有关以及加诸「道」本身之合理反思。撰述哲学式历史，着实是表征「道」自我实现之倒数第二阶段。 据此以观，「道」乃是藉人而经历自身之历史并予自身以撰述。当「道」撰述自身历史之际，存于历程与载记之间、历史事件与相关叙事之间，即事件与事件载记之间之歧异，其所揭示者，始终是其遵循之辩证统一。此等历史之中，将成为历史之制造者与文件保管者之「人」，实包含于人自身，同时亦非属于人自身之运动与合理化之中。
就认识人与历史关系这方面研究而言，福柯否认，至少也是予以严厉挑战者，即是形而上学认定之「人」，该者视人如历史之当事者，抑或视人为一种假辞章予以表述时，人自身于认识上所盘据之地位。福柯之研究方式，乃能对基本二分法下呈现之主观体与客观体间之对立产生疑问，缘此，其它对立，如人与历史、历程与载记、真实时日与记录中之时日、事件与有关事件之记忆等，均能获得缓解。表面上，福柯予以历史之新诠释，不仅挑战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结构，同时也挑战其所由出之辩证逻辑。就此点而言，我们或可诘问，哲学系如何自黑格尔史观，此项庞大而系统、足以表征西方形而上学顶峰之观点，转化成为福柯那种多疑且粗鲁之系谱学，后者之目的原意本是自核心处拆毁黑格尔之系统。
若予以完整描述，即必须渗入马克思为黑格尔所做之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巴塔耶及拉康为「人」此一主体进行之解构，德勒兹就辩证法予以之批判，法国学界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中的转移，以及其它等。总之，以上影响皆有相当文献可稽。较鲜为人知者，乃是福柯思想中之大部，一如黑格尔，系塑形于与康德哲学之对抗。
有人以为康德或许业已预见黑格尔不朽之历史哲学。黑格尔政治著述中大部（尤其是《正义哲学》和历史讲稿），均曾刻意谈论康德于〈世界公民观点下之普遍史观念〉这篇论文中曾指出之若干问题。不难发现，黑格尔许多有关历史之重要观念系源出于康德之说，而其中包括历史系具有某种目的性质之运动，该者发生于肉眼可见(macroscopic)层次，且首将个人之特殊事物予以升华，包括人类不自觉之朝向历史目的来运转历史。此一运转为周期性运动，而人类历史的终点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