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马克思(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的最晚出者,不一定就是最高明、最完满者。我们常常同前人一样,也在自己时代的局限当中,也面临着现实的种种利益的干扰,很难超越与超脱。当马克思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为追逐自身利益而充满偏见时,我理解他是在寻求一种新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来自于不受现实利益左右因而一无偏见的一个阶级,它就是无产阶级。它要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使人类彻底地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把这一历史使命赋予给了无产阶级,这里面沉甸甸地寄托了他对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与期盼。不过,同样处在时代局限与利益期待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是否真的一无偏见?至少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代,这群马克思的后继者对此是持有相当的异议的。甚至,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被马克思所殷切期待的工人阶级已经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逐渐完善而享有愈来愈充分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以及福利待遇,等等,他们早已变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而不再能够担当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与领导重任。这一重任已经落在了从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社会良知而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正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批判地、反思地、超越地审视与关注着这个社会。而他们本身却并不是作为一个共同的阶级,而常常是作为超越现实的个体自由者的形象面对社会与世人的。他们尚且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一无偏见,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能做到吗?

 

(三)乌托邦(Utopia)或暴力(Violence)

面对现代世界,曾在以及还在一些极权国家,和一些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尤其斯大林时代,比如我们的“文革”时期,比如现今的朝鲜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与罪恶,人们开始普遍地怀疑人类的所谓“理想”,所谓“乌托邦”。因为那些绝大多数的暴行与罪恶常常是公然地在理想的旗帜下,在乌托邦的感召下,有时甚至是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干出来的。的确,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况且理想从来就不是现实,而乌托邦,它本来的意思竟然是“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因此,人们把理想比作乌托邦,甚至就用乌托邦代指人类的理想。无数的先贤圣哲,象拍拉图、莫尔(T·More)、陶渊明……都曾为我们描述过那如诗如画的乌托邦。而几乎全部宗教的最终目的,象基督教的“天堂”,佛家的“极乐净土”,道家的“仙界”,……也都同样属于这样的乌托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乌托邦都一直激发着 人们对它的神往,并激励着人们为它而奋斗。是否正是因为有了乌托邦,人们才能够忍受社会现实的丑陋、苦难以及种种的不合理。历代的人们为了将乌托邦变为现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其悲壮、艰辛与巨大的努力,甚至不惜采用暴力的手段。譬如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伊斯兰教南下扫除印土佛教,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断头台,俄罗斯城市的武装暴动,中国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战争与对抗,……无以数计的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换取来的胜利果实,(依人们的设想)本该是永恒的幸福与欢乐。可事实却往往并非如人们的一厢情愿,胜利的果实并不一定甘甜,反倒常常是苦涩、悲凉甚至无休无止的痛苦。

我们究竟在何处出了差错?是否人类应该完全放弃或告别乌托邦,这样上述的问题就会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或者这种想法同一朝实现乌托邦,人们就进入永恒的幸福乐土的想法一样的不现实,一样是人类幼稚、天真、思维简单化的体现?至少曼海姆(K·Mannheim)还坚定地维护乌托邦。他认为:对人类而言告别或脱离乌托邦以及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都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越来越贴合现实,越超性的精神质素或理想越来越少,乃至完全阙如。因为乌托邦以及意识形态都是与社会现实不尽吻合,是超越社会现实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乌托邦指向未来,而意识形态指向过去。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消失只对某些阶层而言是一种危机,(因为意识形态的揭露所获致的客观性对社会整体有一种澄清的作用。)那么,乌托邦的消失则会导致一种全然静止的状态,而在其中人类和物质差不多。于是我们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悖论,即人类对于存在已获致最高程度的理性控制,但由于没有任何理想,却沦为冲动的奴隶。因此人类在长期艰苦而英雄式的发展之后,刚刚达到最高程度的自觉,此时历史已不再是一种盲目的命运,而愈来愈成为人类本身的创造,但随着乌托邦的消逝,人类丧失了塑造历史的意志,因而也丧失了了解历史的能力了。如果曼海姆的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当代面临的困境就是:在意识形态及乌托邦的问题被彻底地提出来,并将其所有的涵义都思考透彻的时代里,人们如何可能继续思想及生活?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它远远超越社会现实。人类尽管只能生存于社会现实之中,但人类却不能没有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则,人类将失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动力与依循。社会的理想目标也就是乌托邦我们不能没有。那么,一般来讲,问题就不是出在乌托邦身上。乌托邦是目的,目的没有问题,问题就只可能出在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上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最早是由宗教家以及具有深厚宗教情感的思想家们揭示出来的。在基督教对它自身的十字军暴行、宗教迫害、与世俗权力相互倾轧等等罪恶行为的不断深入的反思中,终于体认到:宗教应当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一种坚持正义的坚定主张,一种尽可能以自身的善行去抵消现实社会中人的悲痛的努力。宗教团体的任何以暴力方式强迫他人信仰,甚至对异教徒、无神论者施以肉体毁灭的残暴行为,……都是与宗教的宗旨根本违背的,对宗教事业皆有害无益。人类因此确立起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宗教理想(属乌托邦)不可以通过暴力达成,那么,世俗社会的理想(也属乌托邦)同样不应当用暴力手段实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印度伟大的宗教家、思想家、政治家“圣雄”(Mahatma)甘地(M·K·Gandhl)提出的“非暴力抵抗”、“不合作运动”等政治主张及其坚定不移、言行如一的政治实践。用后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L·King)的话来讲就是,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暴力与邪恶虽然还不可以完全等同,不过它们二者却不可否认,往往异常紧密地连在一起。人们一旦施暴,就很难(如一般善良的人事前所设想的)予暴力以限制,常常迅速地转变为滥用暴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从而成为邪恶。而且,这种现象越是出于理想的目的,就发生得越迅疾、越惨烈。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在人的本性中事实上始终存在着暴力以及做恶的倾向。因此我们在坚守美好理想(乌托邦)的同时更须始终坚持非暴力、尤其是非邪恶的手段与方式,否则我们会把我们同我们的理想一道葬送。

 

(四)结束语:现代(Modern)或后现代(Postmodern)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西方开始了后工业、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主要表现为对现代的怀疑,比如现代的“知识合法性”,人类必然进步的信念,以及现代崇尚效能与力量,……其中知识合法性问题是中心问题。在科学知识还没有成为主流知识之前,人们大多只知叙述知识,它包括神话、传说、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它培养着人们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话能力,倾听能力以及做事能力,并且还规定能力标准,以此来评价社会实现的或可能实现的性能。它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叙事本身就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自我成形的东西,从而已使自己合法化了。反之,科学知识要求分离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陈述,并且排除其它的陈述。科学陈述不能从它被讲述这个事实本身获得任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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