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后现代的视野，马克思的主张以及马克思主义也属于“解放的史诗”。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体成为物质生产的劳动主体，甚至就只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及其信徒高奏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颂歌。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他们的元叙事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在整个国家，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确立全面一统的意识形态，全面计划安排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公众的生活。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一个皇帝想让人绘制一张绝对精确的帝国地图，结果国家破产了：全国人把全部能量都用在了绘制地图的工作上。这是否就正是苏联的全面解体，我们的“文革”时代以及今日北韩等的真实写照呢？归根结底，现代的合法化是通过性能， 是通过可操作、可通约的优化效率达到的，是建立在决定论这一假设之上的。而决定论(尤其一元决定论)要求精细地确立系统的初始状态。正如上述，这种确定是无法实现的。决定论追求控制的精度，然而，随着精度的增加，不确定性(即缺乏控制)并未真的减少，它也在增加。决定论想要弄清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必然联系，可是，控制变量是连续变化的，状态变量则是不连续变化的。因此，状态变量往往更是不可确定的(比如灾变理论)。况且各种控制变量互不兼容的可能性比相反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决定论只是一些“小岛”，或者说，一个过程或多或少被确定的特性是由这个过程的局部状态确定的。这也就是当代多元决定论的依据。所以，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由此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即被理解为误构的差异的模式。也就是说，强调各种语言游戏(也即人类的各种活动)“规则的异质性”(不可通约!)，承认并追求分歧(差异)，只承认局部的确定(小叙事!)。“共识”只被看作是局部的、暂时的；它只是讨论中的一个状态而非讨论的目的；它是从实际对话者那里获得，经常可以取消。后现代追求一种不受共识束缚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实践。在当今知识、信息爆炸的年代，后现代强调应该让公众自由地通往存储器和数据库，以使各种语言游戏的睹注再也不是过去的单一化的“效能”(也即“力量”)，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或信息。由此，一种政治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向往都受到同样的尊重。
马克思完全是在“现代”的背景下思考与写作的”，因此马克思没有任何义务指点我们去审视后现代的主张。同样道理，我们也无法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武库中寻觅出几个教条就能敷衍搪塞了事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彻底摒弃长期以来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重新高扬马克思的批判与反思的精神，首先就得针对我们自身(包括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作深入地检视、反思与批 判；其次再针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后现代的主张作出全面地审视、反思与批判。我们知道，现代是人类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与发达，财富急剧增长，文明空前繁荣兴盛的年代。人们因此每每自诩为人类最进步的时代。然而在这同时却不见人们对道德诉求的增强，反倒是日益衰落，再加之疯狂的战争与革命，种族间以及同胞间的相互残杀，极权国家的专制与暴行，……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现代极不和谐的乐章。马克思特别突出强调的现代人的异化现象，正是对现代人类处境的一个真实写照。不知道西方后现代的转变，能否对克服人的异化现象，道德普遍沦丧现象等等有所促进，抑或是反倒加剧这一切现象？这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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