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自叙》上下文蕴涵的“逻辑态势”很清楚地说明：葛洪撰《抱扑子》在先，写《神仙传》在后。陈国符先生也据此推论：“此谓年二十余创子书，十余年后始行写定······盖洪於始立之年，撰定《抱扑子》；至齿近不惑，又复修改耳。”（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95页）进而言之，不管葛洪撰定《抱扑子》究竟是三十几岁，他不会先撰被“俗所不列者”的《神仙传》，然后才撰写让他十多年魂牵梦绕，并自号“子书”，自称要“藏名山石室”而“以释其惑”的《抱扑子》（参见《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68页）。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神仙传》“晚于”《抱扑子》。 
[⑨] 《道藏》第5册第65页。 
[⑩] 作为文本的《列仙传》乃葛洪在《神仙传·序》中首次提及，而且葛洪显然熟悉《列仙传》各条（“昔秦大夫阮仓，所记有数白人——可对比《列仙传·赞》：余尝得秦大夫阮仓撰《仙图》，自六代迄今，有七百余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否则禀有相同的“寓言”和“民间传说”来源的两传的“不重复率”不可能如此之高，因此葛洪有足够充分的主客观条件使与《列仙传》重复的“容成公”的形象更加丰满。 
[11] 参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4页、128－129页。 
[12] 《道藏》第5册第66－67页。 
[13] 前者如：“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殷王闻之，拜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后者如：“善于补养导引之术，并服水桂、云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终日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窈然无为。时乃游行，人莫知其所指，伺候之，竟不见也。有车马而不常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王自诣问讯，不告之。致遗珍玩，前后数万，彭祖皆受之以恤贫贱，略无所留”云云。 
[14] 这里所谓“完整丰满”，不用说是就道教神学之“开端”的意义而言的。号称十岁便得葛洪《神仙传》的南北朝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五代时期沈汾的《续仙传》等等，其“神学位格”显然比葛洪《神仙传》时更加完整丰满。比如《真灵位业图》中的神仙已经不再是一些散兵游勇，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勾连而又等级森严的神仙谱系。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序》中说：“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灵位之阶业······今正当比类经正，雠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参见《道藏》第3册第272页）这种将俗界的“朝班之品序”与仙界的“真灵之位业” 公然直接对应的作法，如果没有比《神仙传》更成熟的“神学背景”的支撑，是很难立足的。又如《续仙传》也是如此。与《神仙传》相比，《续仙传》收录的三十多位成仙者，多数都是道士或与道士相关（如：“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师事道士王元正”；“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身长七尺余”；云云，参见《道藏》第5册第78页，第81页），而“道士”的称谓本身便是与“道教宫观”从而是与“道教神学”关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