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哲学家来说，关注政治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学家趋向于忽视这么一点，即大多数政治哲学在哲学家们对城邦和整个人类事务领域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中有其根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那些世纪里最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最少得到哲学地思考，因为自我保护和对专业兴趣的彻底维护一样，常常阻止了哲学家们对政治的关注。开始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的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它造成了哲学家对城邦的谴责。纠缠着柏拉图，并且一直作为最初的政治哲学而给出了许多答案的这些问题是：哲学如何保护自己并从人类事务中解放出来？什么是哲学活动的最好条件（最好的政府形式）？尽管答案各种各样，但他们都趋向于同意以下几点：和平是共和国最高的善，内战是所有罪恶中最糟糕的恶，永恒是判断政府形式的最好标准。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的政治领域是这样一种事务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行动，正确地说（比如说，不是法律的执行，不是规则的运用，也不是任何别的管理活动，而是开始一些其结果无法预测的新事情），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传统政治哲学趋向于从人类动物必须跟其他人一起生活这一必然性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而不是从人类的行动能力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它趋向于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关于最能适合复数性这一不合时宜的人类境况的需要的条件，以及至少最能让哲学家不受到它干扰地生活的条件。在现时代，我们几乎听不到这样一种古老的探求了。尼采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小心地隐藏在群众中，也就是说，政治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即平庸的心智对它感到满足，同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时时意识到它。1人们趋向于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探求消失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学家们由于特殊的兴趣，总是趋向于忽视帕斯卡尔的评论中的真理的重要实质，他的评论说，我们只在华丽的学术包装中思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诚实的人，像其他人一样和他们的朋友玩笑，当他们自己消遣的时候，他们才写《法律篇》和《政治学》，以此来娱乐自己。他们生命中的这一部分是最不哲学和最不严肃的。……如果他们就政治而写作，这就好像是在为疯人院制定规则；如果他们表现得在谈论重大问题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说话的那些疯人们自以为是君主和帝王。他们讨论那些原则是为了使得他们的疯狂的危害尽可能地小。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著作的许多段落中警告他们的学生不要过分认真地对待人类事务，这一点就可以证实这一陈述，而且这甚至对他们之后的那些人也有效。 

　 当代的政治思想，尽管它在表达的清晰有力上不能与过去相比，但是它认识到人类事务形成了真正的哲学问题，政治是产生真正的哲学问题的领域，而不仅仅是由一个源于完全不同的经验的规则统治的生活领域，它在这一方面与传统背景区别开来。实际上，没有人还真正地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明智的人，他们从政治事件中所认识到的一切是世界的愚蠢。这一转变了的态度给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带来了希望。3这会政治受到了更多的欢迎，因为在过去，哲学--虽然就像它是所有其它科学之母一样，它也是政治科学之母（尽管有帕斯卡尔的评论）--在对待她的许多孩子中的这个孩子时经常显得不怎么乐意，就好像他是一个继子一样。 

　 像所有的政治哲学一样，当前对欧洲政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令人烦扰的政治经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极权主义政体，以及原子武器战争的恐怖前景。一方面这些事件给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准备，而且哲学家们也比以前更愿意承认政治事件的重要性。现代的历史概念，尤其是它那黑格尔的样式，给了人类事务领域一种在之前的哲学中从未享有过的尊严。黑格尔对于战后第一代（接下来是五十年多年的完全衰退）的巨大魅力应归功于他的历史哲学，它使得哲学家发现了政治领域中的意义，而且还把这种意义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真理，它超越了所有意志的目的并在政治行动者的后面起作用。在这一代人看来，黑格尔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政治哲学的决定性问题：如何哲学地处理其根源完全出自于人类存在的领域，而且真理在其中不能被揭示，只要真理被认为是被给予人的感觉或理性而不是人为的。古代和基督教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整个领域看作基本上是工具性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别的目的。这种解决在整个现代来说是不能让人感到满意的，因为现代哲学的中心原则--我们只能认识我们自己形成的一切--与过去哲学的整体相冲突。在黑格尔看来，个体的行动像以前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在整体中的发展展现了一个超越人类事务领域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想，因为它为认真地对待历史-政治的事件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也没有抛弃传统的真理观。 

　 从这么一个观点来看，只有当现代的哲学家们面对着政治哲学的任务时，他们才会倾向于谈论历史，而且显得是所有努力去搪塞的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帕斯卡尔提到那些企图时是辛辣的，并且带有非常真诚的赞许。尽管这可以说明黑格尔对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法国的影响，但是它只是揭露了复杂得多的形势的部分。根据一种在欧洲广泛传布的情绪，二十世纪的政治事件使得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危机显示出来并得以公开化，这种危机在其成为政治现实很久以前就已经为一些非学院的哲学家们意识到了。政治运动的虚无主义方面，这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依赖这样的一个前提：一切都是可能的，从而为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早期的虚无主义主张建立了一个伪存在论的基础），实际上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能够很容易地在他自己的那些困境中发现这种虚无主义。吸引现代的哲学到政治领域去的是，它的理论困境已经呈现为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可触摸的现实。这种奇异的巧合导致了超越黑格尔的前定和谐的关键性一步，其中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中得到调和，而没有因这个问题稍微触及哲学家们最为珍贵的特权，这一特权一直被认为是真理得以揭示的唯一途径。思想和事件的这一亲密关系，在那里，思想在事件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就已经掌握了它的意义，在那里事件似乎是为了证实和说明思想，非常有力地把哲学家从他的象牙塔中推了出来--至少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即他愿意去承认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到底是事件引发了哲学家的思考，还是哲学思想应该对某些行动负责，这个问题（就像到底是尼采懦弱地顺从了当时的虚无主义倾向，还是他应该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负责）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和基本上无效的。相反，思想和事件的关系表明思想自身是历史性的，哲学家（比如，黑格尔那向后看的思想家）及其所认为的某个东西（比如，黑格尔的绝对样式），都没有处于历史之外或者揭示了超越其上的某物。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这一术语在战后的德国哲学中开始起作用。之后被引进到法国的存在主义，在那里有一种更为强烈的黑格尔味。这一哲学的真正代表依然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中，他已经用存在论的术语（与人类学的阐明相区别）明确地阐明了历史性，最近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理解，根据这一理解，历史性意味着被遣送的道路（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和技能[Geschicklichkeit]在作为被遣送的道路和人们乐于承担的遣送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会与它在其中得以展现的存在历史相一致。与黑格尔相对的一点是，在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中并没有超越的精神和绝对得到展现；用海德格尔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