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就是：我们把所有绝对的傲慢抛在了身后（Wir haben die Anmassung alles Unbedingten hinter uns gelassen）。4在我们的上下文中，它意味着哲学家已经抛弃了这一主张，即他是明智的而且他知道关于人类城邦的易变事务的永恒标准，因为这样的智慧只能通过一个人类事务之外的位置才能被说明，而且只有依靠哲学家对绝对的接近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中，它意味着哲学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失去了所谓的传统价值体系之后，要寻求的既不是重建旧的价值，也不是发明一种新的价值。 

　 哲学家自己对明智的人这一位置的放弃，政治地看来，也许是对于政治新的哲学关注最重要的和最富有成效的结果。对明智这一主张的拒斥，开辟了根据整个政治领域自身的基本人类经验来重审整个政治领域的道路，从而也含蓄地抛弃了植根于完全不同种类的经验之中的传统概念和判断。这样一种发展自然不是毫无争议地进行着。因此我们在海德格尔根据常人[Das Man]（作为与自我对立的他们或者公共意见的统治）--据此，公共领域有隐藏实在甚至阻止真理出现的作用--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家对于城邦（polis）的古老敌意。5尽管如此，这些现象学的描述提供了对社会的一个基本方面的最敏锐的洞见，强调了人类生活的这些结构是内在于人的境况之中的，由于这些境况人们无法进入本真状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本真状态是哲学家的特权。它们的局限性只要在它们被拿来处理公共生活整体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中固有的局限性，这些概念被用来取处理在常人（Das Man）之外、在社会和公共意见之外的公共领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历史性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尽管有了新的装束且表达得更为清晰，但是它和更为古老的历史概念分享这一事实：尽管它对于政治领域有着明显的紧密性，但是它从未达到政治领域，而且总是忽视了政治的中心--作为一种行动的存在的人。历史概念到历史性概念的转变通过思想和事件的联接得以发生，而这决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专利；尽管是在海德格尔--在他后来的哲学中事件（das Ereignis）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里思想和事件的一致表达得更为清晰。不过，虽然如此，与这个概念性的框架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奠定基础相比，很显然它能够更好地用来理解历史。这似乎就是他为什么对这个时代的总趋势非常敏感的原因，所有的现代问题都可以用历史的术语得到最好的理解，比如世界的技术化，全球规模的世界的出现，社会对个人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的原子化。同时，政治科学中更为永久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明显是哲学的--比如，什么是政治？谁是作为政治存在的人？什么是自由？--似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很显然，同样的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观点来看待。从历史性出发，虚无主义被认为是现时代最深处的命运，正是它把现代人送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因此只能通过它自己才能被克服。但虚无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在现时代偏离了正道而误入歧途时，即远离了古代和基督教传统的道路时才发生在人身上的。后者不仅是天主教哲学的立场，而且也是，甚至更为普遍地是所有那些--在今天的欧洲这样的人为数众多而且写作的水平非常之高--认为现时代的世俗化是现代世界的窘困之根源的人的立场。与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最为糟糕的哲学混乱6相对，一种秩序的科学呼之欲出，其实质就是世俗的政治领域重又从属于精神的领域，这个精神领域可以由天主教教会或者一般的基督教信仰或者各种各样的复活的柏拉图主义来代表。7无论如何，在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从属关系是正当的--就像目的高于手段，永恒高于世俗一样具有内在的优越性。其主要的动力就是给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赋予秩序，如果不服从某个超验原理的统治的话，这些秩序是无法掌握和断定的。在那些从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以及历史主义的经验中很好地认识到现代虚无主义问题的人们当中，这种动力尤为强烈，那些人和梅尼克（Meinecke）一样不再相信历史主义能够治愈价值相对主义给[现代人]造成的伤害。8不过传统的复兴的动力应完全归功于历史主义，正是历史主义教会人们如何去阅读，之前从未这样阅读过，9这样，大量真正的现代哲学就包含在对过去的伟大文本的解释之中。更何况关于传统的权威是否崩溃的约定是不可改变的事件，这些解释中所显露的直接性和生命力，很显然为在五十到七十五年前所产生的许多枯燥的哲学史所缺乏。那些认为要回到传统的人不能，也不想逃离现代思潮，因此他们的解释经常带有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标记--他是最先以一种新的眼光阅读古老文本的人之一--尽管他们可能完全拒绝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原则。无论如何，这种关于过去思想的所有尚存的形式的当代观点，如果按照亚历山大式的标准来看，它如同现代艺术的自然观一样，是惊人地新颖、变形和歪曲现实的。 

　 恰恰是天主教哲学家比几乎所有其他的现代哲学流派为政治思想的问题作出了更多有意义的工作，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像法国的马里坦（Maritain）和吉尔松（Gilson），德国的瓜尔蒂尼（Guardini）和约瑟夫o皮佩尔（Josef Pieper），这些人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天主教的范围，因为他们能够唤醒人们对几乎已经丧失了的关于古典和永恒的政治哲学问题的重要性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盲目性，以及他们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免疫性。他们的缺点在于，他们实际上走在上面提到的道路相反的方向上。他们给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几乎只是对 古老的真理重述，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的明确肯定的方面是不够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避开了真正的问题。由于问题存在于传统不能预见其窘困之中，所以整个重述的计划也是必然的。因此，回到传统似乎就是给脱节的世界重新排序而已；它意味着对过去的世界的重建。而且，即使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可能的，那么由一个传统所支配的许多个世界中的哪一个应该被重建的问题，只能通过随意的选择来回答。 

　 为了避免这样的困难，传统的拥护者们已经表现出减少这些引起他们对政治的关注的经验倾向。下面的例子被选了出来，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某种模糊的一致。 

　 o极权主义统治的现实几乎只是被描述为它的意识形态方面，而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世俗宗教，它要么是出自世俗化的异教和内在论，要么被认为是对假定的人对宗教的永恒需要的回答。这两个方面只要简单地回到正确的宗教，似乎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这种解释缩小了实际所犯下的罪行所带来的震惊，避开了现代社会中在极权主义（但不限于极权主义）那里显得最为明显的方面提出的问题--否认宗教的重要性和表现出一种绝然冷淡的无神论的倾向。 

　 o几乎只有天主教哲学家不只是在社会正义的意义上来思考劳动问题，这是真实的。然而，通过把古老的术语积极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或者劳作和闲暇应用于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等级秩序无法用来处理全新的普遍平等的境况，它是我们当前的困难之源，因为它不仅仅包括作为个人的工作者的平等，也包括与所有其他人、甚至是他的上司的劳动活动的平等。这就是当我们说生活在一个固定职业者的社会时，其本质上所意味的东西。 

　 o最后，当代事件的全球特性--根据吉尔松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这显然区别于历史开端以来到这之前的一切10--似乎使得建立一个普遍社会几乎成了必然。反过来，只有每个人都坚持一个能够联合所有国家的原则，普遍社会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个原则平等地超越了所有的国家。可选择的方案似乎只能在极权主义（主张全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