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也是第一个访问法国的著名德国现象学家，他在1924年和1926年两度访问法国，而胡塞尔1929年才有法国之行，海德格尔对法国的访问则迟至1955年。然而，由于舍勒过早去世，具有历史意识的海德格尔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产生了第一位的影响，尤其影响了人们对现象学性质的判断，人们甚至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没有什么区别。列维纳斯对现象学的最初接受其实就带着海德格尔的痕迹：尽管他最初关注的是胡塞尔，其博士论文和最初译作也是关于胡塞尔的，到德国留学也是冲着胡塞尔去的，但是一接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马上就觉得后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并让自己的胡塞尔研究带上海德格尔色彩。他在访谈中表示，“就寻求把胡塞尔表述为已经洞见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而言，我关于胡塞尔的直觉理论的工作受到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 [12]
二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3H时代的一批著名哲学家把独立的法国现象学推进到辉煌的顶峰。法国人并打算单纯地引进德国现象学，而是一直在酝酿自己的别具特色的现象学。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塞尔已经开始了“独立运动”，但真正的独立应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三年，这与萨特由于受雷蒙·阿隆的影响对现象学产生狂热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他于193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则要迟一些，分别发表于1939和1936）。回国后，他开始自己独立的现象学研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这些努力使他成为独立的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看来使现象学法国化并根据胡塞尔的思想创立法国现象学的主要功绩应归于萨特。特别是由于他发表于1936年《哲学探究》上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他写于1936-1940年间的论想象与感情的单行本著作。” [13]梅洛-庞蒂正式接受现象学要迟于萨特，他最初主要借助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来研究知觉的本质，但逐步接受了现象学方法，这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有所表现，在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2年的《行为的结构》则获得了初步体现。1939年的卢汶查阅胡塞尔未刊之行，应该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萨特是这个时代的旗帜，而梅洛-庞蒂在现象学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萨特。他们各自的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和《存在与时间》（1945）的出版，把法国现象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法国引进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同时，黑格尔主义在法国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不仅如此，在具有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中，新黑格尔主义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被称为3H时代，即法国哲学受到以“H”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Hegel（黑格尔，1770-1831）、Husserl和Heidegger强烈影响的时代。从这三位德国哲学家获得主要思想资源的一代法国哲学家，都在二十世纪初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影响，尤其以萨特、梅洛-庞蒂为其突出代表。德里达将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看作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14]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这一代哲学家实际上与柏格森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清算了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或意识哲学。于是，法国本土的柏格森主义与外来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一道，形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的时期。“3H”一代的影响在战后达到顶点。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是基督教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唯灵论或非唯灵论的价值哲学，左派或右派的人格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土壤。”而这种共同性源于它们“对黑格尔（对科热夫那样阅读《精神现象学》的兴趣）、马克思（K.Marxm,1818-1883，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优势地位）、胡塞尔（强调其描述的、局部的现象学，忽视其各种先验问题）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人类学阅读”。[15]
引进黑格尔主义的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重要,而黑格尔哲学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由于这种引进明显地走向对具体经验的关注,于是成为克服新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利器,并为现象学-存在主义顺理成章地加以利用。法国现象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存在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法国哲学家更重视具体经验而不是纯粹意识。斯皮格伯格评价说：“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融合起来，这使现象学更为协调，并且富有人性，其程度和方式甚至使现象学脱离了胡塞尔的先验的主观主义，脱离了舍勒的形而上学，脱离了海德格尔的反主观主义的存在思想。” [16]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并没有直接地阅读黑格尔的浩瀚的原始文献,他们往往是在科热夫、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和让·华尔（J.Wahl,1888-1974）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实用地采纳某些东西来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作论证，他们充分地发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及在此之前的工作,创造性地利用他关于人的具体经验方面的论述，比如苦恼意识之类。法国哲学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或“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甚至是“一位存在主义化了的黑格尔”。[17]比如，梅洛-庞蒂十分看重黑格尔的地位，他在1947年讲道：“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哲学的源泉。”[18]
既然是以现象学为主导的时代，3H中的胡塞尔无疑应该唱主角，并产生导向性影响。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胡塞尔的引进并不是单独的，而是伴随其他人物一道进入法国思想舞台：“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不能与发现一些外国思想分开，如对克尔凯戈尔（S.Kierkegaard,1813-1855）的发现（让·华尔的著作），对后康德主义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和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的发现（让·伊波利特，柯热夫和盖鲁[M.Gueroult,1891-1976]的著作），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波利策[Politzer]]）。”[19]其次，胡塞尔的引进甚至不是首要的，而是按照“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这一顺序。[20]由于法国人更关注具体和感性，并因此远离抽象和思辨，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舍勒对情感、海德格尔对生存在世的关注，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第三，就算随着独立的现象学运动的展开，胡塞尔本人的思想日益重要，但对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但尤其倾向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从回归生活世界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通过怠慢胡塞尔已经发表的一些东西，法国哲学家或者说研究者可以更多地从其未刊手稿中获得资源；通过较少以忠实原文的“翻译”方式对待胡塞尔，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发挥留有余地。梅洛-庞蒂的这句话值得回味：“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对象化这一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21]3H时代的哲学家明显抑胡塞尔而重海德格尔，与此同时，他们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向解释为生存论指向。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和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均源自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当然，他们两人都力求克服海德格尔此在的主体离心化外倾向，都坚持某种人道主义主张。
按照梅洛-庞蒂1959年在一次采访中的看法，生存哲学有四个重要主题，一是“肉身化主题”，二是“感性世界主题”，三是“我与他
二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3H时代的一批著名哲学家把独立的法国现象学推进到辉煌的顶峰。法国人并打算单纯地引进德国现象学，而是一直在酝酿自己的别具特色的现象学。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塞尔已经开始了“独立运动”，但真正的独立应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三年，这与萨特由于受雷蒙·阿隆的影响对现象学产生狂热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他于193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象学，并于1933年9月至1934年9月到德国进修一年，听胡塞尔的讲课，阅读和研究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作品，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则要迟一些，分别发表于1939和1936）。回国后，他开始自己独立的现象学研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这些努力使他成为独立的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人：“看来使现象学法国化并根据胡塞尔的思想创立法国现象学的主要功绩应归于萨特。特别是由于他发表于1936年《哲学探究》上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他写于1936-1940年间的论想象与感情的单行本著作。” [13]梅洛-庞蒂正式接受现象学要迟于萨特，他最初主要借助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来研究知觉的本质，但逐步接受了现象学方法，这在1933年和1934年开始有所表现，在完成于1938年、出版于1942年的《行为的结构》则获得了初步体现。1939年的卢汶查阅胡塞尔未刊之行，应该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萨特是这个时代的旗帜，而梅洛-庞蒂在现象学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萨特。他们各自的巨著《存在与虚无》（1943）和《存在与时间》（1945）的出版，把法国现象学运动推向了高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法国引进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同时，黑格尔主义在法国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不仅如此，在具有法国特色的现象学中，新黑格尔主义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被称为3H时代，即法国哲学受到以“H”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Hegel（黑格尔，1770-1831）、Husserl和Heidegger强烈影响的时代。从这三位德国哲学家获得主要思想资源的一代法国哲学家，都在二十世纪初出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广泛影响，尤其以萨特、梅洛-庞蒂为其突出代表。德里达将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看作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式的人类学”，[14]这表明萨特集中体现了3H的影响。这一代哲学家实际上与柏格森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清算了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观念论或意识哲学。于是，法国本土的柏格森主义与外来的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一道，形成了法国哲学的一个新的时期。“3H”一代的影响在战后达到顶点。在这一时期，“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是基督教的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唯灵论或非唯灵论的价值哲学，左派或右派的人格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土壤。”而这种共同性源于它们“对黑格尔（对科热夫那样阅读《精神现象学》的兴趣）、马克思（K.Marxm,1818-1883，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优势地位）、胡塞尔（强调其描述的、局部的现象学，忽视其各种先验问题）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人类学阅读”。[15]
引进黑格尔主义的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变得十分重要,而黑格尔哲学则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由于这种引进明显地走向对具体经验的关注,于是成为克服新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利器,并为现象学-存在主义顺理成章地加以利用。法国现象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存在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法国哲学家更重视具体经验而不是纯粹意识。斯皮格伯格评价说：“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融合起来，这使现象学更为协调，并且富有人性，其程度和方式甚至使现象学脱离了胡塞尔的先验的主观主义，脱离了舍勒的形而上学，脱离了海德格尔的反主观主义的存在思想。” [16]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并没有直接地阅读黑格尔的浩瀚的原始文献,他们往往是在科热夫、伊波利特(J.Hyppolite，1907-1968)和让·华尔（J.Wahl,1888-1974）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实用地采纳某些东西来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作论证，他们充分地发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及在此之前的工作,创造性地利用他关于人的具体经验方面的论述，比如苦恼意识之类。法国哲学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或“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甚至是“一位存在主义化了的黑格尔”。[17]比如，梅洛-庞蒂十分看重黑格尔的地位，他在1947年讲道：“黑格尔是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哲学、德国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哲学的源泉。”[18]
既然是以现象学为主导的时代，3H中的胡塞尔无疑应该唱主角，并产生导向性影响。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胡塞尔的引进并不是单独的，而是伴随其他人物一道进入法国思想舞台：“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不能与发现一些外国思想分开，如对克尔凯戈尔（S.Kierkegaard,1813-1855）的发现（让·华尔的著作），对后康德主义者，尤其是对黑格尔和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的发现（让·伊波利特，柯热夫和盖鲁[M.Gueroult,1891-1976]的著作），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现（波利策[Politzer]]）。”[19]其次，胡塞尔的引进甚至不是首要的，而是按照“舍勒、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这一顺序。[20]由于法国人更关注具体和感性，并因此远离抽象和思辨，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舍勒对情感、海德格尔对生存在世的关注，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第三，就算随着独立的现象学运动的展开，胡塞尔本人的思想日益重要，但对他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但尤其倾向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从回归生活世界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通过怠慢胡塞尔已经发表的一些东西，法国哲学家或者说研究者可以更多地从其未刊手稿中获得资源；通过较少以忠实原文的“翻译”方式对待胡塞尔，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发挥留有余地。梅洛-庞蒂的这句话值得回味：“问题不在于注重引文，而在于为我们确定和对象化这一现象学，以便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通过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感受到的不是接触一种新的哲学而是认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东西。”[21]3H时代的哲学家明显抑胡塞尔而重海德格尔，与此同时，他们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向解释为生存论指向。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和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均源自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当然，他们两人都力求克服海德格尔此在的主体离心化外倾向，都坚持某种人道主义主张。
按照梅洛-庞蒂1959年在一次采访中的看法，生存哲学有四个重要主题，一是“肉身化主题”，二是“感性世界主题”，三是“我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