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冷遇他。当然，只是伴随着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努力，弗洛伊德才成为广为关注、并产生极大反响的人物。至于尼采，应该说现象学存在主义阶段谈得的确不多，但他获得了肯定的承认是明显的。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导论中告诉我们，现象学在达到完全的哲学意识之前，已经作为一种运动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在克尔凯戈尔那里，在马克思那里，在尼采那里，在弗洛伊德那里都可以发现它。[29]。华尔在《存在哲学》写道：我们已经把克尔凯戈尔说成是存在哲学之父，但我们不应当忘了尼采，并表示，尼采实际上对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1883-1969），甚至萨特，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不过，如果没有德勒兹（G.Deleuze,1925-1995）和福柯等人的推动，尼采的影响不会像后来那样更为深广。
我们更不能说，3H就不再产生影响了，这三位德国大师其实并没有被抛在一边。实际的情况是，后来的哲学家对他们采取了不同于萨特等人采取的读解方式，也就是说，从人类学读解过渡到了非人类学读解。比如，海德格尔的影响仍然很大，他对抽象的人、技术理性和主体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恰恰是福柯和德里达所要求的东西。结构主义显然用一个主体离心化的海德格尔取代了主体中心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也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德里达的工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胡塞尔的解构阅读；福柯批判胡塞尔强调先验主观性，并因此把一切强调主体优先性的方法名之为现象学方法而予以批判，但在我看法，他关于经验、知识和权力的理论类似于某种还原的努力，尽管不具有先验的指向。黑格尔的情形更为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在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黑格尔被抛在了一边，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就谈到了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普遍的反黑格尔主义”。[31]然而，在某些人，比如德里达那里，还为黑格尔保留了一席之地。德里达说过，他一直试图超越黑格尔，但始终发现黑格尔在前面等着自己，于是干脆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并对扬弃进行扬弃。
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可了把德里达归入现象学圈子。他对现象学的兴趣是非常显然的，他翻译胡塞尔的《论几何学起源》并写了长篇序言；他写了考察胡塞尔符号学思想的《声音与现象》（1967）；他的“解构”概念通常被认为源自于海德格尔的“分解”概念；他对传统概念划上一个叉的做法也来自海德格尔，如此等等。按照多斯的看法，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活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通过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32]至于福柯，很少有人同意把他也同样归入现象学圈子。然而，他的许多思想都有现象学的影子。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去世之前还说，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于阅读海德格尔”。[33]这句话出自他去世三天后发表的名为《道德的回归》的采访，显然是在重视个体生存的伦理谱系学意义上来考虑海德格尔的影响的。把经验（体验）作为“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基础，显然是对现象学-存在主义重视生存体验的倾向的某种发挥。主体终结论否定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大写的主体，纯粹意识主体，与此同时，它要求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身体经验、非理性经验的关注表明，他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具有许多共同性。
四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出现的是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因此可以看到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真正说，我们看到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的杂然共存。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象征依然健在，文学领域和符号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福柯进入其关注审美生存或伦理生存阶段，似乎从结构主义经后结构主义重新回到了现象学起点；德里达把他的解构指向政治、法律、社会领域，不断扩大其地盘，他对身体、他者等问题关注，似乎与现象学有某种牵连；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许是利奥塔，他先是接受现象学的影响，并写有名为《现象学》（1954）的小册子，然后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对精神分析学有相当的研究，他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状况》（1979）是其经典之作；布尔迪厄同样是一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均有其贡献，他曾经广泛阅读过萨特、梅洛-庞蒂和胡塞尔，赞赏梅洛-庞蒂对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的兴趣，研究过“感情生活的现象学”，但表示自己“未真正进入存在主义状态”，他尤其看到了结构主义对社会学有“关键作用”，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尝试探索社会学思考的结构或与之相关的方式，但尽一切努力抵制纯粹时髦的结构主义形式”[34]；与后现代主义同步或者稍后，列维纳斯和利科的现象学探讨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在知识界的重新得宠让人觉得现象学已经卷土从来；当然，亨利和马里翁才真正意味着现象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时期的现象学进展，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提到列维纳斯。他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旅程（从我们描述的第一阶段直至本阶段）才得以享受达到目的地的欢欣。他关注绝对他性，号称既超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又超越于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论，最终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一种关注他人的人道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发表于1961，《对他人的人道主义》出版于1972年，但产生影响则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另一本重要著作《别于存在或超越本质》（1990）及其他一些著作或论文集在八十年代以后陆续结集出版，不断提升其影响。接下来应该提到利科，尽管他在第二个阶段才上路，同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才获得承认。在3H时代，他因为对意志和恶的研究而被归属于生存现象学家之列；在3M时代，通过接受结构主义的一些资源，利科实现了其思想的解释学转向；在我们所说的综合的时代，他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5）、《作为他者的自我本身》（1990）等作品则在综合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两位在这个综合时代越来越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学家。一位是年龄稍长于福柯的米歇尔·亨利，他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着有《显现的本质》（1963，1990重版），《身体的哲学与现象学》（1965，1987年重版），《马克思：卷一.关于实在的哲学，卷二.关于经济的哲学》（1976，1991纳入丛书），《心理分析的谱系》（1985，1990年重版），《物质现象学》（1990），《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2000）。从其作品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他在3M时代开始逆潮流发表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则开始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也因此属于综合的时代。他的哲学处于现象学传统中，“他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出发，评论并批评它们，致力于一种关于生命的形而上学。”它涉及到的是“绝对的内在”或“肉”的生命的内在性，它对立于一切“超越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被纳入此列），同时也根本否定胡塞尔强调内在意识的哲学，并因此“把现象学态度彻底化”。[35]亨利和梅洛-庞蒂都使用肉身化（incarnation）、身体（corps）和肉（chair）等词，但着眼点很不相同。按他的意思，肉和身体都是肉身化的形式，前者主要涉及人，而后者推而广之涉及到宇宙万物。在《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一书的《导论：肉身化问题》中，亨利告诉表示：在最初的意义上，肉身化涉及到地球
我们更不能说，3H就不再产生影响了，这三位德国大师其实并没有被抛在一边。实际的情况是，后来的哲学家对他们采取了不同于萨特等人采取的读解方式，也就是说，从人类学读解过渡到了非人类学读解。比如，海德格尔的影响仍然很大，他对抽象的人、技术理性和主体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恰恰是福柯和德里达所要求的东西。结构主义显然用一个主体离心化的海德格尔取代了主体中心论的海德格尔。胡塞尔也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德里达的工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胡塞尔的解构阅读；福柯批判胡塞尔强调先验主观性，并因此把一切强调主体优先性的方法名之为现象学方法而予以批判，但在我看法，他关于经验、知识和权力的理论类似于某种还原的努力，尽管不具有先验的指向。黑格尔的情形更为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在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黑格尔被抛在了一边，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就谈到了法国哲学界出现的“普遍的反黑格尔主义”。[31]然而，在某些人，比如德里达那里，还为黑格尔保留了一席之地。德里达说过，他一直试图超越黑格尔，但始终发现黑格尔在前面等着自己，于是干脆做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并对扬弃进行扬弃。
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可了把德里达归入现象学圈子。他对现象学的兴趣是非常显然的，他翻译胡塞尔的《论几何学起源》并写了长篇序言；他写了考察胡塞尔符号学思想的《声音与现象》（1967）；他的“解构”概念通常被认为源自于海德格尔的“分解”概念；他对传统概念划上一个叉的做法也来自海德格尔，如此等等。按照多斯的看法，萨特和梅洛-庞蒂通过对活的经验和知觉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而“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通过对现象学最终基础的考察，并没有推导出主体已经死亡的结论，而是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范围内推导出了主体的有限性。[32]至于福柯，很少有人同意把他也同样归入现象学圈子。然而，他的许多思想都有现象学的影子。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在去世之前还说，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于阅读海德格尔”。[33]这句话出自他去世三天后发表的名为《道德的回归》的采访，显然是在重视个体生存的伦理谱系学意义上来考虑海德格尔的影响的。把经验（体验）作为“经验-知识-权力”问题的基础，显然是对现象学-存在主义重视生存体验的倾向的某种发挥。主体终结论否定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大写的主体，纯粹意识主体，与此同时，它要求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身体经验、非理性经验的关注表明，他和梅洛-庞蒂的思想具有许多共同性。
四
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第四阶段，主要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哲学出现的是某种综合的趋势，并因此可以看到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兴。真正说，我们看到的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的杂然共存。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象征依然健在，文学领域和符号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仍有其生命力；福柯进入其关注审美生存或伦理生存阶段，似乎从结构主义经后结构主义重新回到了现象学起点；德里达把他的解构指向政治、法律、社会领域，不断扩大其地盘，他对身体、他者等问题关注，似乎与现象学有某种牵连；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但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许是利奥塔，他先是接受现象学的影响，并写有名为《现象学》（1954）的小册子，然后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对精神分析学有相当的研究，他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状况》（1979）是其经典之作；布尔迪厄同样是一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领域均有其贡献，他曾经广泛阅读过萨特、梅洛-庞蒂和胡塞尔，赞赏梅洛-庞蒂对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的兴趣，研究过“感情生活的现象学”，但表示自己“未真正进入存在主义状态”，他尤其看到了结构主义对社会学有“关键作用”，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尝试探索社会学思考的结构或与之相关的方式，但尽一切努力抵制纯粹时髦的结构主义形式”[34]；与后现代主义同步或者稍后，列维纳斯和利科的现象学探讨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在知识界的重新得宠让人觉得现象学已经卷土从来；当然，亨利和马里翁才真正意味着现象学的复兴。
关于这个时期的现象学进展，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提到列维纳斯。他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旅程（从我们描述的第一阶段直至本阶段）才得以享受达到目的地的欢欣。他关注绝对他性，号称既超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又超越于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存在论，最终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一种关注他人的人道主义。他的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发表于1961，《对他人的人道主义》出版于1972年，但产生影响则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另一本重要著作《别于存在或超越本质》（1990）及其他一些著作或论文集在八十年代以后陆续结集出版，不断提升其影响。接下来应该提到利科，尽管他在第二个阶段才上路，同样也经过了漫长的旅程才获得承认。在3H时代，他因为对意志和恶的研究而被归属于生存现象学家之列；在3M时代，通过接受结构主义的一些资源，利科实现了其思想的解释学转向；在我们所说的综合的时代，他的《时间与叙事》（1983-1985）、《作为他者的自我本身》（1990）等作品则在综合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两位在这个综合时代越来越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学家。一位是年龄稍长于福柯的米歇尔·亨利，他是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着有《显现的本质》（1963，1990重版），《身体的哲学与现象学》（1965，1987年重版），《马克思：卷一.关于实在的哲学，卷二.关于经济的哲学》（1976，1991纳入丛书），《心理分析的谱系》（1985，1990年重版），《物质现象学》（1990），《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2000）。从其作品的发表情况可以看出，他在3M时代开始逆潮流发表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则开始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也因此属于综合的时代。他的哲学处于现象学传统中，“他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出发，评论并批评它们，致力于一种关于生命的形而上学。”它涉及到的是“绝对的内在”或“肉”的生命的内在性，它对立于一切“超越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被纳入此列），同时也根本否定胡塞尔强调内在意识的哲学，并因此“把现象学态度彻底化”。[35]亨利和梅洛-庞蒂都使用肉身化（incarnation）、身体（corps）和肉（chair）等词，但着眼点很不相同。按他的意思，肉和身体都是肉身化的形式，前者主要涉及人，而后者推而广之涉及到宇宙万物。在《肉身化：一种关于肉的哲学》一书的《导论：肉身化问题》中，亨利告诉表示：在最初的意义上，肉身化涉及到地球
